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带给世界一个新词语和概念：“中国奇迹”。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的这场摸索前进式的改革，将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

    站在三十年的节点上，对历史的反思与回顾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确切的信心，清晰地认识自我，理性和建设性地对待未来即将出现的悲伤与喜悦，再创改革新局。

    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导致改革进程仍不均衡

    《中国改革》：在三十年的节点上反思改革，各位如何评价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思路，它是否达到了对称或者均衡的发展？

    高尚全：中国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本着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内后体制外，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再全方位开放的原则攻克了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难关，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妥善处理发展中的各类矛盾，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沉着应对国内外的突发事件，始终注意协调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努力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避免了由于举措不当而出现的经济严重衰退、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剧烈动荡，实现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杨启先：衡量三十年改革也很难说完全是对称、均衡发展的。我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改革不是采取一揽子推进的方式，而主要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

    改革前的一套体制非常系统和坚固，有些东西已长期发生作用，改革想要整体突破很难。首先，这牵涉到观念问题，不是所有人的观念都能一下子转变过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个难点是利益调整，改革归根到底就是权力，利益的调整。渐进改革的好处，一是起速比较快；二是容易见效，推出以后马上可以见到一些效果；三是有利于较快统一大家的认识，提高改革的支持率和积极性。

    保育钧：我认为，目前来讲已经进行的改革，总体结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的单兵突进式改革。

    《中国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总体看来很难实现协调发展，那么这种不协调体现在哪里？

    秦晖：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认为，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须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1992年后到现在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但因此而积累下来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

    高尚全：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并不均衡。

    比如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问题凸显，就反映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服务体制尚未根本打破，新的公共服务体制仍在重构当中；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同市场机制不完善相联系的；民生问题是同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相联系的；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资源要素价格长期不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助长了浪费性地使用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增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难。

    杨启先：我也同意高会长的说法，目前的改革进程仍不均衡。如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现在还是滞后的，劳动力市场也没完全放开；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进程比较快，但再次分配制度的改革依然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目前我们还处在一个前进的过程当中，要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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