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三十年过去，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且当之无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导作用。

    当年，当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提议将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创办的企业称为民营企业时，他显然意识到这对当时比较敏感的“私营”两字的回避，会给手下的民营科技企业带来很多的发展空间。

    “看一看再说。”改革初期，对民众萌生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要求，中央领导人采取了务实的政策。

    但这一“看”不得了。历经三十年，中国私营经济走出了一条“不断先行实践，取得实际成效，然后国家加以科学总结概括；一时看不准的，采取某些变通的办法，继续实践和观察，再加以肯定，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子。

    三十年过去，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且当之无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导作用。

    “个体户”出现

    改革开放后首先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个体工商户。

    在农村，他们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产品有了剩余，放开集贸市场的产物。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在《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中揭示了四个要点：

    1. 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从而可以自负盈亏，大大提高个人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2. 家庭承包使农民由普通劳动力变为经营主体，实质上意味着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其存在与发展，必然引起一系列后续的变化，使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的总目标。

    3. 农民有了自己的资产，就能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

    4. 家庭联产承包制采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突破了在公有制内部不能兼容个人私有制的框框，为公私混合的混合经济开创了一个成功范例。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农村包产到户的推行，导致两个结果出现：一个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另一个就是出现了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

    在城镇，他们是在强大的就业压力下广开就业门路的产物。城市一些胆大的人，为缓解生存和生活压力，开始干起了修鞋、开小饭馆、补锅、做衣服、售卖杂货等活计。

    不同于步履艰难、患得患失的国有经济改革，这个经济体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每一根头发都仿佛是捕捉信息的天线，从计划的夹缝中不辞辛苦地寻找原材料、货源和销路。

    拿到全国城市第一个个体营业执照的是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

    1979年11月，章华妹的店铺“开张”了。也就是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带等。有些货品还是国营商店买不到的，而且价格也便宜，因此颇受欢迎。不过，摊子不敢铺得太大，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好立即收摊关门。幸好，让章华妹高兴的是，每天还有几块钱进账。现在，章华妹是“伟星”纽扣温州总代理、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当年与她一起拿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1844个老乡们现在不少人成了各行各业的大老板。这些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方式为主的个体户们，后来演化出了响彻全国的“温州模式”。章华妹说，如果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没有国家对老百姓搞私营、民营经济的允许，就没有我们个体户这个群体。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4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个体经济提出了“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考察三十年来个体工商户发展历程，我们不仅发现其资本金有了成百倍的增长（1981年时户均注册资本不足275元，2008年户均资本3万元），更主要的是其分布领域空前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它们主要集中在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领域，从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除了传统的服务业之外，它们广泛涉及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等十多个大行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进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业等新型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逐年增多。进入这些新型服务业的，不再是文化水平低的小商小贩，而是高等院校的本科以上的毕业生和“海归”分子。现在全国知名的IT企业和网络企业，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冯军的爱国者，上海的申通快递，深圳的顺丰速递，就是由当年的个体户发展起来的。

    那个时候，破土而出的还有北京中关村的科技企业。

    三次访问美国的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决定在中关村建设自己的“硅谷”“以效仿美国，提升中国在技术产业化上的扩散能力。1980年12月23日，陈春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那年冬天，海淀区一个街道小厂的厂长问上门兜售业务的陈春先：“你能帮我们解决一下电源的问题吗？”陈春先愣了一下，说，“当然能，你可以给多少钱？”这是陈春先四处奔波拿到的第一单活。当年底，他给15个员工每人按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这在中科院掀起了轩然大波。作为事业单位，那时中科院给每个员工的收入都是由“上级文件”规定的。

    陈春先的试验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时任中央领导的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