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30年的成就与辉煌、激情与悲壮，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部分。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杂志2008年第11期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专刊。此文为其中一篇，本网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落后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改变？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当决策层还处在一片迷惘时，安徽省小岗村一批贫困农户的举动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
2008年10月9日起，一场影响农民利益的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农村土地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就在会议召开的前几天，胡锦涛总书记前往安徽省小岗村等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标杆性质的农村考察。30年前，中国的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出发，由18名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状，率先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把7亿中国农民直接带进了奔腾激荡的历史长河。
30年后，中国改革再一次从农村出发。
农民冲垮体制桥头堡
从“文革”浩劫中逃出的中国，已然是一个背负2.5亿贫困人口的落后穷邦。
1978年2月份，华国锋向全国人大代表坦承：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李先念此前作过一个估计：中国国民在“文革”十年中遭受的收入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假如政治的灾难还隐含着某种历史意外的话，体制的弊病则是桎梏中国经济数十年裹足不前的必然因素。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过一句大实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近30年，农民一天还吃不上1斤贸易粮，1958年～1978年20年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元。
中国落后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改变？未来的方向又在哪里？当决策层还处在一片迷惘时，安徽省小岗村一批贫困农户的举动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当时还叫生产队，只有20户人家，115人，517亩土地。此前，社员一直在集体大生产中相安无事。直到1978年夏天，严俊昌等18户农民突然冲垮人民公社的体制壁垒，冒着杀头和坐牢的危险，一起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状，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农业生产大包干”制度。
农民的理由是，旧的生产经营和分配制度让他们吃不饱饭。凤阳县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66年至1978年，在总计156个月里边，小岗有87个月是靠救济度过的，共吃去救济粮114000公斤，比他们自产的粮食多出1/3；花掉救济钱15000元，比他们自挣的钱多出1/10。“集体化”那些年，社员经常食不果腹，每到秋收几乎家家外出乞讨。村里唯一读过中学的农民严宏昌回忆：20年人民公社，小岗减少了1/2的人口、1/2的耕地及2/3的牲口，每人年均产粮食由500公斤减至50公斤。
“与其被饿死，还不如在别人没有走过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包干实行头一年，小岗村便实现了人均产粮575公斤，等于1966年～1970年五年的总和；当年人均产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150公斤，等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过去连100斤花生的上缴任务都完成不了的小岗村，这一年居然向国家交了13.9万斤粮食，单花生就有3万多斤。
“这样的转变太吓人了。”小岗村的神话顿时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并很快得到了安徽省政府官员的认可。在万里的支持下，更大范围的分田试验在该地区悄然掀起。
1980年，包产试验所释放出来的农业增产潜力虽然获得了越来越多地方官员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在意识形态上却始终没有得出满意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两次很重要的努力。第一次是，提出中央可以在政策上允许安徽、贵州、内蒙古等贫困省区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第二次是，1980年5月，他借某次公开谈话的机会，公开赞扬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的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讲话发表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
18户农民的想法逐步转变成整个国家的希望，进而确认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在这场持续而激烈的互动中，中国农民面对苦难、自我救赎的方式终于得到国家的尊重，而尊重农民的选择也正式成为国家在政策操作上的一项重要原则。
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时，包产到户作为一种经济责任制的合法性终于得到确认。
到了1988年，中国的农民创造出连续八年增收的新局面。这一年，政府宣布提前两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目标。中国能有这样的成绩，农村经济的增长起了第一位的作用。
在这期间，农村的增产增收进一步巩固了承包制，但是也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因为统购派购的制度未取消，农民缺乏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再多的产品也无法通过商品转化给农民带来增收。
为此，老一辈改革家杜润生向高层提出，把人民公社体制改变为家庭承包制，从而顺利地解决了农村微观经营机制改革的问题。
从1983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四个讲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在总结原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从许多其他不同方面入手，试图系统地解决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市场机制发育过程出现的种种问题。
其中，最让农民欢喜的是，1984年中央提出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使得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到周边的城镇流动就业，这为将来亿万农村青年的进城打工作出了良好的政策铺垫。
198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把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粮食统购制度改成了合同收购，合同之外，由政府议购改为市场收购，派购的除桑丝、药材和烤烟3项外，其他农产品一律通过市场交易，由市场形成价格。这一改革大大疏通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
这一时期，中央还提出发展林业，兴办交通，支持乡镇企业，鼓励技术进步、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市场，完善农村合作制，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政策措施。到了80年代末期，一套适应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农村经济体制框架初步构筑，这也标志着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这套制度体系的催生下，农村的经济生态结构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农民和盘托出了他们的又一伟大创造——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土地容纳能力的饱和。为了解决以后的生存问题，农民唯有探索新的路子。由此，一种强行突破当时现行土地管理红线和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华西村是当年在探索乡镇企业发展道路中承受了巨大风险的“名牌村”，该村的农民在经营五金厂中挖到第一桶金后，立马引来了其他许多穷村的跟风。农民的创造取得中央的认可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就像雨后春笋般快速涌现。
当年，邓小平把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出现称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有数据显示，在最辉煌的时刻，这些企业为国家创造了将近一半的产值；上交的利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5以上；吸收了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