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任仲夷在广州家中小院，对面是东湖

    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按惯例，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办公。家里的住房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一个广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五彩缤纷的花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是休养身心的福地。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了半夜令人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商”和“私”、“雇”与“股”、“社”与“资”等字眼的碰撞和争论……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抱抱呀呀学语的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夫人王玄1952年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之后的30多年里，跟着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一直默默地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层工作到退休。二儿子投胎后，王玄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这兄弟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广州人了，任仲夷开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关心这座城市了。一次，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广州市的一道道风景线。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霍英东在南沙的开发举步维艰。任仲夷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沉思良久，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写了一封信：“南沙不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仅是广州的南沙，南沙开发搞好了，很可能是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久，李长春亲临南沙调研。接着，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开发的决定。南沙成为广东新世纪以来鲜亮的焦点之一。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医院看眼疾，电梯口挤满了人，秘书要给院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摆摆手严正地说：“不，不要！千万不要！”原来，前一段时间他住院治疗，一位中央领导路过广州专门去看他，保卫部门把电梯控制了，不让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秘书说：“那怎么办啊？”任仲夷挥一挥手杖，乐呵呵地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楼！”就这样，84岁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个小时，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层高楼。

    参加党代会最多的正式代表

    常常地，他感觉自己还年轻呢，风风火火，从没感到累过。他越来越有着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表达一些什么，坚持一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

    “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他早已卸任。按照惯例，组织上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按程序选举时，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并全票当选。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也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1949年之后的历届党代会，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参加了。“九大”召开时他被关在牛棚，因为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说：“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难道就不发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

    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多么希望这个党能健康地成长壮大啊。每一次开会，他都要大胆建言，语出惊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审议报告时，认为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因为计划经济正面临着瓦解。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作为其主要内核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前加以重视的。后来报告审议稿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即使在平时，他也常常大胆建言。对一些干部把领导称为“老板”，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他极其反感。1996年10月，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两者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