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此间“真相战胜谎言,真情感动世界”,离不开信息的公开透明。5月以来,政府信息公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得分。上海袭警案、贵州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等,都让人们感受到了政府依法及时公开信息的态度。但是,市民申请信息公开遭遇“申请难、诉讼更难”的窘况依然存在,有人形象地总结,申请信息公开有道“玻璃门”,看着让你申请,往往一申请就碰“壁”。

    申请难,在条例实施后第一个工作日就有显现。湖南省汝城县5位市民,向县政府提出“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的申请,遭到了当场拒绝:“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他们的景况一样,追问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去向的北京大学三位教授,也被有关部门一句轻飘飘的“信息不存在”挡在知情权的门外。有学者更是公开表示:“这些公民的举动让人赞赏,但目前更像行为艺术,有象征意义,但难有实质效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比如起诉。也曾有不少人对此途径寄予了厚望,认为可以通过诉讼“倒逼”行政机关公开信息。然而现实是,法院因信息不公开而立案的并不多,原告胜讼的更是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决定信息公开或者不公开,无论对于法院抑或行政部门而言,都是一个困扰的问题,烫手的山芋能不碰还是别碰为好。一边是公民对实现司法正义最后屏障的期待,一边是司法部门忌吃“第一只螃蟹”的谨小慎微。政府信息不公开的司法救济困局仍待破解。

    “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惯性思维使然,也有现实法律操作困难的影响。条例从颁布到实施,预留了一年的准备期。一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各级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当信息之门忽然敞开,相关部门还是显得措手不及,不敢随便接招,拖延时间、不理不睬,或以“不存在”、“保密”为由推脱。9月25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政府信息公开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3个信息公开配套文件,明确指出“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拖延办理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等九类行为,均属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要追究责任。问责的对象与力度自然不言而喻,对于打破潜伏已久的惯性思维是一剂猛药。

    但是,理顺法律上的逻辑关系、出台更细致的配套细则,无疑更为重要。目前,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出信息公开的态度和决心,但条例规定概念化和原则化的问题依然无法回避。到底什么可以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什么又必须公开,没有一个可以具体量化的标准,对会议纪要、部门预算、研究报告等无文号信息是否公开把握不准,所以才会出现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推脱理由,而这种不确定最终衍生为不公开的天然保护伞。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与公开的信息之间,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拉扯不断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更具体细化、可操作的标准出台。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与司法困境已经得到关注。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委托上海市高级法院作调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司法解释第一稿已经完成。也唯有从细节着手,信息公开中那堵厚实的“玻璃门”才能最终被打破。(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