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守望生命的记者和失去家园的小猫——5月17日都江堰一处救援现场。 记者 贺延光摄

    11月1日，一个温和晴朗的上午，汕头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是近30名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区一线报道的记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最为活跃的通讯社和平面媒体。应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之邀，他们将对国内新闻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的报道，进行一场为时一天的研讨。

    研讨会上的气氛显得热烈而理性。记者们彼此分享着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经验，或是坦率道出自家媒体的欠缺与失误，也会冷静地谈到自己在进行报道时的困扰与不足。

    此时，离地震发生已经整整172天。在许多旁观者看来，那场山崩地裂的灾难，似乎未在这些记者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研讨会结束后的饭局与聚会中，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记者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十多天炼狱般的采访经历，也会聊起从灾区回来后的痛苦和煎熬，在酒杯的碰撞与烟雾的缭绕中，许多人的眼角泛起泪花。

    显然，理性与冷静都只是表象。这将近半年的时光，并不能将某些记忆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那些曾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记者，都将和这段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采访，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

    1 在灾区呆了一个多月，回北京的头两个晚上，新京报记者吕宗恕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头一个梦，他在堆满遇难者遗体的空地上走着，突然间，一个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挣扎中吓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梦里看到数不清的遇难者遗体，在梦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几乎每一个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有过和吕宗恕相似的经历。一些记者梦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或者鬼脸，向自己飞来；一些记者会梦见自己的至亲——父母、妻子、儿女被压在废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却无能为力；有些记者从梦中吓醒，看见身边盖着白被单的妻子，甚至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与噩梦相伴随的，还有数不清的眼泪。

    一个曾去过中东等地报道过战争的老记者，到了灾区竟崩溃了。他一个劲地念叨着“真惨啊”，一跟人说话就哭，以流泪开始，以嚎啕大哭结束。在灾区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乱，只得撤回后方。

    而新华社记者朱玉在灾区呆了10天后回到北京，当领导向她提出要求，希望她作为老记者，能够作一些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时，她试图推辞，却没能成功。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在几次报告会中，她只要一谈到那张白纸，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讲台上泪如雨下。甚至，在新华社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中，主席台上下的领导和记者们都哭成一团。

    那段时间里，实在无法抑制悲伤时，朱玉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她告诉家人，谁都不要管她。可隔着两层木门，家人还是可以听到她嚎啕痛哭的声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在旁人面前流泪。有些记者觉得，自己的这些苦难，“和灾民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但记者们受到的心理创伤，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于是，便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南香红，从灾区回来后，不敢在丈夫和12岁的儿子面前表露悲伤，怕“吓着他们”。但时间不长，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没多久，她就得了哮喘、心脏疼痛，一躺下，就会胸闷得透不过气。整整两个月，她都只能坐着睡觉。

    某中央媒体一个女记者，从灾区回来后表现得很正常，能说能笑。直到过了两周，一个朋友做了一本汶川地震的画册，送到办公室给她。她翻了翻那本画册，突然间当着众人的面，用画册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还有些记者，像是得了某些强迫症，他们不能听到音乐，或是看到旁人的笑容。有人变成了“道德的化身”，一旦身边有朋友谈论吃喝或者享乐，他们就会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

    有人一边排斥着来自四川的消息，一边又不断地关注着那儿的新闻。有人无论到哪儿，都要查看一下建筑结构和地质结构，找出房子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人习惯在睡觉时穿着衣服开着门，并且在床头柜上放上手电、水和食物。

    有一位摄影记者，甚至再也不去翻看在灾区拍摄的那些照片，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一看到那些照片，他似乎就能闻到浓郁的尸臭味。

    “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纯如在采访完南京大屠杀后自杀了，因为，每一次采访，对自己都是一次伤害。”朱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