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进驻东北问题上立下大功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电报，正式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直到1946年春，刘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可谓日理万机。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　一，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事务。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初步决定中共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在东北如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从8月28日上午送别毛泽东后，刘少奇就密切关注着东北的形势，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出发，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他不断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队向东北进军。

    在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秘密发布抗战前编印的《剿匪手册》，调运37个军共73个师将我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为了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担任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试图在苏军撤出后迅速占领东北。

    这时东北的局势发展也让蒋介石直冒冷汗，中共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的部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9月16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曾克林担任卫戍区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斯大林不希望让美英支持的蒋介石独占东北而对苏联构成威胁，希望中共能在东北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飞机赶赴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进驻东北的详细情况。刘少奇敏锐地感觉到，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认为调整中共战略发展方针成为必要。他立即于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刘少奇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应该说，刘少奇对东北重要地位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政治上看，东北为我党所控制，就可以在那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使它与冀热辽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我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粉碎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阴谋，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从经济上看，东北地区工业发达，是我国重工业基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当时全国余粮最多的地区，它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能给解放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军事上看，东北是蒋介石统治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什么基础，无一兵一卒，其党和特务组织也很薄弱。此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而且中间又隔着我解放区。而我党则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联系，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东北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基础，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从海上运兵。正是因为这样，刘少奇又指出：“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支持和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斗争，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

    刘少奇当机立断，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等为成员的东北局，要求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名团级军事干部赶赴东北，并命令原准备南下支援王震南下支队的部队立即掉头北上东北。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发电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的党内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建立发展东北根据地；所谓“向南防御”是指收缩战线，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向南防御，是为了向北发展。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晋察冀（除冀东外）和绥远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进攻，对进攻之敌给予坚决打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省、绥远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山东3万兵力到冀东，调山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调华东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11月中旬休养治疗，刘少奇于是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我军抢先进入东北，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不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他运送了8万余兵力到东北。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随后展开对东北我军的大举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关键时刻，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大城市还是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是以主力同国民党决战还是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这是关系东北全局的大问题。刘少奇接连给东北局负责人发了三份电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放弃大城市，以主要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他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指出：“退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在11月22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将11月20日电报的内容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个字。

    12月24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指出：“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刘少奇还针对林彪在我军撤出大城市后眼睛还死盯着大城市的错误，指出：“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

    要改变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所以，刘少奇早在1945年9月28日中央军委《关于夺取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中就指出：我发展东北绝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之后，在由他代党中央起草的12月24日的电报中，又强调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去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指出：“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刘少奇关于东北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只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就有胜利前途的科学预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历史证明，刘少奇不愧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透析万物的本质，把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他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失时机地指挥了全党的军事斗争，为加快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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