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超时默许制。早在2003年，天津市首家区级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南开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在全国首创超时默许的服务制度。如果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超过时限，没有给予申请人回复的，将视为“默许”，微机管理系统会自动生成打印盖有该部门红印的批准文件。与此配套的是，如果发生此种行为，服务中心还要追究有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这一别出心裁的制度设计，因此在2005年入选“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有目共睹的是，这一细微变革似已遍地开花。2005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推出行政审批超时默许制：如果投资企业手续齐全有效，各行政审批部门又未及时审批，市里将统一盖章视为行政审批部门“默许”，同时还要追究审批部门的责任。2007年武汉市市政务服务中心试行行政审批超时默许制，对涉及企业注册登记和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和服务的政府部门，首先实行超时默许制试点。同年，大连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也开始实行行政审批超时默许制试行办法，审批事项因超时而被默许的，视情况追究相关工作人员及领导责任，对不该审批的事项而被默许的，除要及时纠正外，还要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毫无疑问，超时默许制之所以渐渐流行，一是将“超时责任”明确还给了政府部门，降低了社会成本；二是立竿见影地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随之而来的问责与高效，对打造现代政府，解决公务员不作为问题及保护企业和公民利益，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任何制度创新都还有试验与接受批评、“且慢叫好”的过程。比如，人们对超时默许制度的首要质疑，就是它是否构成对行政原则的破坏。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经审查依法决定是否同意申请人的申请，并授予申请人从事申请名下的活动的资格或权利的行政行为。然而，被“默许”或“自动生效”的申请项目，毕竟没有经过依法规范审批。这在客观上等于将行政申请区分为“需要审批”和“不需要审批”两类，既违反行政审批规定，也使行政审批在部分申请中失效，给公共利益带来潜在的、可能的影响。

    正因存在上述潜在风险，公众更希望在推行超时审批的过程中，政府不是简单地“将功补过”，而是要彻底查清项目审批超时的原因，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力求在制度设计上解决问题，而非笼而统之地一概“默许”。

    没有问责，就不会有真正的效率。简而言之，在实践此项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行政问责比行政默许还更重要。实践同样一次次证明，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加快政府机构体制编制改革的步伐，彻底解决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制度性问题，并由此打造众望所归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