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之三：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提起包产到户的“专利”，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非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莫属，然而最近本刊记者发现：在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地方与小岗村争夺“知识产权”。有山东学者讲，山东一地先于小岗实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山东人的“争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称浙江台州白水洋镇的皂树村更是先于小岗10年实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历史本刊记者方知，他们的话也许并非妄言。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实行过包产到户，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有个别地方像皂树村那样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试验，在全国几乎没有示范意义，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深度试水”的这项改革，虽然效果显著，但给基层政府运转造成的暂时性压力很大，面上铺开时遭遇重重压力。如果不是决策层的痛下决心，这项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区，甚至会“胎死腹中”，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会因此项改革半途废去而愈演愈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小岗村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恰当时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最终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互动晚了好几年，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国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异军突起”。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搞活以及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其“负盈不负亏”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企业出现了“厂长在一个铁桶，厂长不在一个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比喻：乡镇企业好比“李闯王”进京，不知江山还能坐多久。

    对于乡镇企业集体办的种种弊端，苏南的基层干部其实最清楚，他们也试图进行改革以突破重围。但是，每当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有些人要继续扛着“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为苏南“五只虎”之一的武进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乡镇1993年对全部乡镇企业作了资产评估，其中106家实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业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进行资产评估时，前者净资产从改制前的8600万元上升到1.6亿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税收、规费及利润都增长50%以上；而后者净资产从2000万元下降到1200万元，损失800万元，经济效益指标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几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大解放，苏南上下才达成共识，形成互动，各地在改制中也开始由抛“骨头”到放骨干，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企业改制。张家港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95%左右，其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换的企业也近九成。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企业普遍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企业效益也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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