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禁锢人们思想的，不仅因为包产到户是一个经营方式的变革，更在于它是一个“是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根本性抵触”的敏感问题
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既平淡无奇又影响深远的日子：1978年11月24日。在这天的太阳快要落山之际，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聚会，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有坐牢危险的大胆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当以严俊昌为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的18户农民，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在私底下起草的契约上摁下自己鲜红手印之时，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即使坐牢杀头也心甘，其小孩由全体村民负责抚养到18岁。”
变革，正是建立于无畏与勇气的永恒基石上！可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30年前仅仅是出于“填饱肚子”这种原始冲动的一个冒险尝试，却在无意间让小岗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并进而拉开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幕。
“大包干”之前：变革已悄然酝酿
其实，在“小岗变法”之外，人们绝不应该遗忘已在历史洪流中渐渐变得淡漠的两个词：“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如此描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安徽农村的景象：
——那时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十年动乱”之中，饱受人祸之苦。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县、定远县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惨不忍睹。那时我正下放在临近合肥的肥西县，与农民和灾民常有接触，对他们的处境感受至深。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的忙，根本问题在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在继续。
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的拍板下，安徽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其六是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省委六条”是在当时安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被“逼”出来的一份重要文献；在僵硬的人民公社体制氛围中，它打破了许多禁忌，奏出了为农村生产力松绑、推动农村改革的“第一声强音”。“省委六条”颁布之后，安徽基层干群争相议论，赞不绝口。
正是在“省委六条”的推动下，当1978年夏季，肥西县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当地党委、政府破天荒地允许给农民“借地度荒”、种“保命粮”。该县山南镇小井庄村于当年9月23日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很快在附近10万农户中风行开来。但阻力、非议甚至谩骂不断袭来。万里同志两次来到江淮丘陵间偏僻穷困的小井庄村，主持召开了全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并给予充分肯定。
“穷则变”、“变则通”，而变革必然伴随着不解与争议。纵观历史风云，这似乎已成为所有历史变革中潜伏的逻辑。
中国农村改革的坚定基石是它的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它的雏形“包产到户”更是在不断的曲折与思想交锋中形成。据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在1956年至1978年间，包产到户就曾经历过“三起三落”，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1978年——这个标志性的历史节点之前，我国农业实行的是集体化经营模式，可是长期以来，农产品供给严重匮乏，农民温饱难求，城市食品严重短缺，以至于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有数据表明，1958至1978年漫长的二十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块钱！小岗村更是个典型的“标本”：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村里二十户人家个个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轮流坐庄”已成为这里特有的规律。到最苦的1977年底，小岗村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现在种着3000多亩地的“凤阳粮王”陈兴汉，当年差点就饿死在扒火车皮乞讨的闷罐车里。
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在对农业产业规律的背离上。劳动与所得没有关系的“大呼隆式”集体经营方式，难以使农民产生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并最终导致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和低效益。但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体制，而是认为症结主要在于“经营管理”和某些政策及干部作风问题上。家庭经营模式被视为极为落后的“小农经济遗物”而遭批驳，有位领导曾说：“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即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角，上上下下许多人仍将“包产到户”当作不敢越一步的“雷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