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严复在论述他维新思想的《原强》中指出：“以今日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就是他著名的三民主张。他进一步阐述“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之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这里，他在肯定三者间相互关系的同时，一反传统观念，将“鼓民力”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这是为什么？
一 理性的觉醒
当时严复语重心长喊出中国已面临“民力已苶（音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危险境地。接着阐明“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他认为人的身体不仅是体力的载体，同时也是智力与德行的载体。“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盛之精神而后有最盛之智略。”如果没有健全的体魄，再好的智力和德行也是空泛的。
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能否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主要取决于国民身体素质，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都要重视体育卫生保健，“母健而后儿肥”，他也反对抽鸦片，缠足等恶习，否则倡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此外，他还意识到民力也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劳动能力，是宝贵的财源，其经济效益是“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卮”，才能使国家富强“人人得饱暖。”
严复曾谓“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这里，他敏锐觉察到国民体质强弱不单是个生物学的问题，而是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能否重视鼓民力，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大计。
基于上述对民力的理性思考，严复把“鼓民力”放在变法维新的首要地位。
二 感性的觉悟
严复在青少年时期，还亲身感受到死读书给青少年带来的危害。当年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多是贫寒子弟，他们孜孜不倦日夜苦读，以图来日谋生报国。直到50多年后，严复犹忆起当年苦读情景：“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箦，其中晨夜伊毗（英文字母A、B）之声与梵呗相答。”据记载，第一届105名学生中就有6人在学期间病逝。在外籍教师印象中，“他们
是虚弱孱小的，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他们在课余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
1876年，沈葆桢为了学洋务，从学堂选拔10多位精英赴英国留学深造。他们确实也不辱“为国效劳”的庄严使命，奋发求知。他们数理学科成绩之优异，曾赢得各国师生的惊慕。遗憾的是，遇上需要体力支撑的如海岸炮台建筑等实践课程，按规定要一小时内完成的作业，外国留学生多能完成任务，惟我留学生力不从心，即使拼得汗流浃背，感到“精力已衰竭极矣”，仍无法完成。以后，何心川又因体弱多病，无力坚持繁重的学习任务，忍痛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鉴定课程，提前回国。刘步蟾、黄建勋等在远洋航海实习中也经不起巨浪的颠簸，不得不提前登岸休养月余日。严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感触良多。老式教育观暴露出培养人才的缺憾，使严复从感生中萌发思想的觉醒。慨然悟出：“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的道理。
后来，他也规劝儿辈“须知少年用功，本甚佳事，但苦为此转致体力受损，便是愚事。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嘱“每日出户一点钟狂走”，要他们每早跑步锻炼体魄。他在遗嘱中明确交代后昆：“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当时，国人平均寿命仅有30多岁，被洋人讥讽为“东亚病夫”绰号，挥之不去。1908年，有识之士徐一兵等人发愤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就将校训定格为“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但在那黑暗年代，要洗刷这烙印谈何容易！且看，到了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偌大的中国只能勉强派出刘长春一人为选手，还得靠张学良个人资助旅费才得以成行，结果还是黯然无功而归。历史是沉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三 沧海化桑田
今天，历史早已翻过新的一页。中华大地全民健身活动已蔚为风气。民力已真正鼓起来了。国人平均寿命也闯过“人生七十古来稀”门槛。“东亚病夫”早已让位给阔步向前的中华健儿，并赢得世界人士的赞赏，众望所归选定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奥运圣火已在世界屋脊珠峰熊熊发光，向全球宣告中华健儿正以矫健步伐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并派出600多位选手参与各国友好的体育竞技。
也许让严复意料不到的，他所熟识的北京城里已拥有世界一流的“鸟巢”。就在百年前因经费拮据等原因，几濒停办的北京大学，经严复多方奔走，并表态自愿每月只领60元生活费（按规定应为550元），且恳切陈报《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最终才得以复办。诚如台湾名作家严复孙女严停云所描写的：“祖父辛辛苦苦带着北大走，他把几将断气的学校复苏过来。”正是这座饱经风霜的北大，今天在她那现代化的体育馆，也迎来奥运会的赛事。
现在，安放在北大校园的严复铜像，他那双睽睽有神的目光，一定会看到这沧桑巨变。他梦寐以求的“鼓民力”已成为现实，他怎能不为中华健儿喝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