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约有两年，一天，李慎之来参编部看望我们这些旧日同事。稍事寒暄后，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两位‘大读者’不在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吧？”他没有说“大读者”是谁，可在座的人都明白，指的是已逝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李慎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按当时的体制，国际参考报道由国际部主管，李慎之分工管理这项业务。这次相见，是他再度调到邓小平处工作后唯一一次来参编部值班室。因为他是从搞参考报道走过来的，加上在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落了难，后被安排到参编部搞翻译工作。他完全知道两位“大读者”对参考报道的重视、关心和对这种报道的运用。参考报道的命运兴衰，也确和“大读者”息息相关。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大读者”一词。

    周恩来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最初就是为“大读者”办的，因为他们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人，太需要参考报道了，尤其是在当年处在那种被封锁、被包围的环境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国家封锁、包围中国，参考报道仍然不能取消，而且需要了解的方面、领域比过去更多了。

    国际参考报道的读者，也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扩大到全国的高级干部，包括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大约２０００人。１９５６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接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一年，毛泽东反复思考，感到对社会封锁国际时事信息是一种“愚民政策”，会对国家带来危害，下决心办《参考消息》，使全国党内外的中层干部和在校大学生都能及时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每天发生的大事，而且消息来源都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从此，参考报道也就有了广大的读者群。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调整对外战略格局，《参考消息》在中国的读者群扩大到党的每个基层支部，包括工厂、农村、连队。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组织起来的群落，都能看到《参考消息》了。平心而论，这是“大读者”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一个“德政”。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参考消息》更是上了报摊，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报，信息限制只属于办报者的自律，和阅读范围没有关系了。参考报道读者群的这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

    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只是供中高层领导人看的，是《参考资料》的一个“摘要版”，经过改革开放的演变，两者渐行渐远，已经演变成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参考资料》成为《参考消息》的一个“补充版”。

    了解世界时事变化，增长国际知识见闻，是参考报道所有读者的共同目的，不分“大读者”和普通读者。我在参编部工作时，曾多次听到传达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日报》，除了《副刊》我要看，其余我不看，《参考资料》我每天都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很吃惊，后来仔细想想，很有道理。《人民日报》上的新闻、言论，很多是事先看过了的，何必再花费那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看呢！而《参考资料》中的内容，则是发生在未知的领域，必须花时间去了解。“文革”时期，更听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承认，“我之所以懂一点国际知识，靠的就是每天两本《参考资料》”。确实，毛泽东不只自己看《参考资料》，还设了专门秘书帮他看。１９５４年我刚调到新华社工作时，《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前任组长林克就调给毛泽东去做帮他看参考报道的秘书了。江青也曾担任过此职。在有关档案文献中，就多次看到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便条，要她注意阅读或研究某篇参考报道中的文章。在《参考资料》中，不时可见译文中新的专有名词、术语或缩写后面加注有原文，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的，为了阅读时便于理解。这种做法现在还在坚持。

    周恩来也特别注意通过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了解国际时事。根据“大读者”的作息时间，中央办公厅规定，新华社出的参考刊物必须按规定时间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也规定了传送参考报道的方法。１９５４年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中，就专门设置了一个负责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陈毅副总理率团参加，在代表团中，新华社也专门组织了一个负责搞参考报道的工作班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周恩来打电话到新华社参编部，查问外国通讯社报道了什么大事，指示参编部要坚守岗位。那时红卫兵群起造反，从学校波及到机关，有些机关工作秩序失常。陈毅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刚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的熊复，传话说：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可不能停刊，停刊了外交工作就要“断粮”！

    “文革”时期，一次，周恩来对外事系统干部布置工作时说：“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不看，我们心里过不去！你们要注意看‘参考’，免得贻误大事。”后来，周恩来还规定，新华社参编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国电讯及时译出，打成清样，送到他手中。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三回不同评估，新华社的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也就是提供信息。对于信息，受众都会作出自己的反应。不同地位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按现代的说法，称为互动。大部分互动的结果，只能影响到读者自己掌握或活动的范围。“大读者”对信息的反应，其影响当然会很大，要是形成一种决策，影响当然就更大了。

    决策当然不是依靠一两条参考报道就能作出，而是基于对大量参考报道的综合思考研究，结合掌握的其他情况，经过反复比较综合制订出来的。但也不是说，单条的参考报道对决策就没有起过作用。我知道的就有两个故事：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出兵援朝，但什么时候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呢？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在朝鲜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才正式宣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什么时候向世界宣布？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瑞典地震台测出中国西北地区有震感，周恩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守在收讯机旁看收到的外电，副社长朱穆之成了通讯员，负责传递有关信息。

    这两个故事说的都是新闻宣布的时机，也算是一种小的具体的决策。这种靠单条信息决策的事例还有一些，但毕竟不是很多。

    就决策形成的过程说，参考报道引起“大读者”的第一层反应就是对国际形势作出评估。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我们知道毛泽东曾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至少作出过三回不同评估。

    第一回评估，大约是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认为全世界总体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这个评估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在莫斯科举行的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亲口讲的，后来又在中国留苏学生大会上讲过。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当时如数家珍地举出１０件国际大事作为根据。这１０件大事是：

    一、为了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对苏联作出了让步；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向美国求救派兵援助，美国没敢答应；三、朝鲜战争，中国派出志愿军将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相持三年，双方才同意讲和，但美国不愿签字，又拖了一年，１９５３年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美国马上签了字；四、越南战争，法国被打败，开了日内瓦会议，把半个越南划归越南民主共和国；五、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出兵进攻，苏联表态反对侵略后，英法缩回；六、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入侵，苏联表示反对，又任命了一位元帅援助，美国没敢动手；七、苏联卫星上天，在科技方面占了优势，把美国抛在后面，中国也要努力变成真正的大国，以１５年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八、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九、荷兰退出印尼；十、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也没有办法。

    第二回评估，大约是从１９５６年到２０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接着全世界范围内又出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代表人物被称作“三尼一铁”，即美国总统尼克松、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第三回评估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以后。毛泽东认为世界形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应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老牌帝国主义的美国，另一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而后者比前者更为危险，更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第二世界是西欧、日本；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其他国家。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这三回评估，当然不是单单根据参考报道提供的信息作出来的，但是参考报道在其中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对策，更是和参考报道有直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