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沙家浜》_时政频道

    《沙家浜》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曾经演遍大江南北，盛极一时。其中阿庆嫂的“智斗”一场精彩绝妙，引人入胜，尤为广大观众扬袂击节。《沙家浜》是由北京京剧团推出的，与当时主持北京市工作的彭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此剧也折射出彭真与江青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抗争。

    彭真“无心插柳”

    1963年初冬，正痴心于“戏剧革命”的江青看中了沪剧《芦荡火种》（样板戏《沙家浜》由此改编），便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令将其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接到这一“伟大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汪曾祺等负责剧本改编，并根据原剧突出“地下工作”的主题，将剧名改为《地下联络员》。彩排时，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江青等曾来观看。但因仓促上马，《地下联络员》演出效果并不理想。失望至极的江青在上台接见演员时，绷着脸一言不发，并在之后撒手不管，去南方疗养了。

　

　彭真对这部并不成功的《地下联络员》很感兴趣，也许是他本人也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时的老部下，这部正面表现和讴歌“地下工作”的戏，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当然，彭真这个时候对京剧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在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抓曲艺工作材料上的批语，直接批给彭真、刘仁，这种情况在过去从未有过，批语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对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不满的情绪由此显而易见。彭真和刘仁接到批语的当晚，就紧急召集几位市委书记和相关常委开会，研究贯彻执行的问题，后来，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毛泽东的指示作了传达。会后，北京市委迅速行动起来，彭真亲自抓北京的文学艺术工作，并表示要努力赶上毛泽东表扬的上海，重点强调戏曲特别是京剧要演现代戏，继续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进行创作，并开展文艺界的思想革命。很快，首都各文艺团体风气大变，“写社会主义”、“演现代戏”，成为当时北京文艺界最响亮的革命口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彭真看到了《沙家浜》的前身——《地下联络员》。

    不忍见其夭折的彭真，日理万机之中，多次亲赴剧团，鼓励和支持他们不要泄气，要下功夫把这出戏改好。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北京京剧一团根据彭真同志和市委的指示，认识到这出戏的剧本方面还有不少矛盾没有解决，表演上问题更多，特别是由于京剧演员从来不深入生活，不了解工农兵，因而很难演好反映工农兵的戏。为了让编剧们排除干扰，潜心改好本子，北京市委特地将他们安排到颐和园集中住了一段时间。开阔的昆明湖和秀丽的山景，这类似江南阳澄湖的湖光山色，对激发编剧的创作灵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剧中第二场郭建光那段脍炙人口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唱词，就是在其间撰成雏形的。按一位编导的说法，郭建光对沙奶奶所说的“一日三餐有鱼虾……心也宽，体也胖”的感激之词，也堪称他们身栖颐和园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更好地揣摩好角色，北京市有关部门还安排剧团到部队下连当兵，体验生活，这对只演古人、对当代英雄人物生活不太熟悉的演员们更好地演出现代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使剧团上下很受鼓舞，团里调整了演员阵容，把在长春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谭元寿、马长礼调回北京，让他们分别饰演郭建光和刁德一。经过剧团上下一番潜心加工和刻苦砥炼，这出戏从剧本、导演直到表演，可谓焕然一新。1964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人审看了北京京剧团改用原名的《芦荡火种》，对这朵现代京剧艳丽的奇葩大加赞赏，当即批准他们对外公演。至5月底，该剧连演30多场，观众达5万多人次，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戏里戏外的分歧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即将举行，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由于从《北京日报》上得知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盛况，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戏。京剧团的人因为一开始没有编演好这部戏，对江青一直抱愧于心，所以当晚演出格外卖力。

    意想不到的是，江青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不行！这出戏是我管的……演职人员自然不能明白，作为“戏剧革命”先锋的江青为何如此气愤。她怎能容忍自己发掘的《芦荡火种》就此归入彭真和北京市委名下？接着，江青为了把这出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又开始“关心”北京京剧团，然而她随心所欲的修改“指示”，常令演职人员苦不堪言：我推荐的剧本不是这样的，要按原剧本改过来。有时她傍晚指手画脚、信口开河地提出一通修改方案，就会让演员忙得通宵达旦。当然，有些改动多少还是有道理的：比如她嫌扮演18位伤病员的演员年龄过大，让从戏校调年轻的学生来扮演；“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中的三种植物颜色不是一个季节的，后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等。江青以京剧革命、搞试验田的名义，逐步把北京市委对京剧团的领导权排除开了。从史料看，1964年5月27日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贯彻毛主席对文艺问题批示情况的第二次报告》中，有较大的篇幅是介绍京剧《芦荡火种》改编、演出的成功经验。而在1964年8月14日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在北京市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却只对这出戏简单地提到一次。其中的缘由是否与此有关也不得而知，但《芦荡火种》首演后吸引了更多领导人的关注则是不争的事实。

    1964年4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盛赞了因尚未修改定稿而按原样演出的这部戏。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领导的表态，微妙地令颐指气使、指手画脚的江青不能不有所收敛。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演出，共上演了37台戏。其间，毛泽东看了两台。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是其中之一。毛泽东观看这两出戏是否出于江青的有意安排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毛泽东观看这出戏后，江青又重新活跃起来。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泽东对此剧名显然是不满意的。几天后，江青亲临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在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同时，她还作了这样的解释：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这种上纲上线的解释显然背离《芦荡火种》本身的戏曲价值，而她所影射的，自然是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武装斗争和刘少奇主管的白区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长期存在“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两条战线。刘少奇曾长期担任“地下工作”的领导，而毛泽东则一直投身于“武装斗争”，两条战线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依靠的是武装斗争，取材于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样板戏”，大都是一开始就正面表现“武装斗争”，只有《红灯记》和《沙家浜》原本是正面反映“地下工作”而后来改成为突出“武装斗争”的。“地下工作”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在一部具体的戏中，“地下工作”也不能作为正面表现的对象，“地下工作者”也不可成为占据舞台中心的主人公，以致于是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人民日报》的文章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197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修改过程中的一些体会》的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后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江青同志根据这一指示，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因此可以推断，取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都要以“武装斗争”为主，而原本是正面表现“地下工作”的作品也要重新“摆正秘密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确实得到中央高层的认可。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正日渐显著，这时毛泽东要求本来是突出“地下工作”的《沙家浜》改为“突出武装斗争”，多少显露了他与刘少奇之间关系的微妙。

    既然毛泽东有所指示，北京京剧团不能不对这出戏作出修改。改动剧名是举手之劳，关键是剧本。剧本原来是围绕阿庆嫂的地下斗争展开戏剧冲突的，如今要突出武装斗争，只有加强本是配角的郭建光的戏份。这出戏后来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提成一号人物，而以阿庆嫂为主的秘密工作却成了辅线，还特别将郭建光等18名伤员被困在芦苇荡的10多天，没吃没喝，但革命斗志始终不减的一场戏作为全剧的核心。同时，将原本阿庆嫂带人化妆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巢，把胡传魁一举消灭的精彩结尾改成郭建光养好伤后，杀出芦荡，奔袭胡府。江青甚至把对这出戏的改编提高到“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为主，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的原则高度，并指责彭真是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这样，1964年底，已打上江青印记的《沙家浜》终于经她本人同意试验公演了。后来出的《沙家浜》演出本扉页上还印着这样一段毛主席语录：“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倔强的抗争

    既然有毛泽东如此明确的指示，再加上江青上纲上线的发挥，北京京剧团当然只得老老实实地改。彭真眼见江青咄咄逼人地抢夺这出戏，作为曾亲自操心过问，从修改、复排、上演都给予了关怀帮助的地方“父母官”，显然十分反感。再加上他对毛泽东“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尽力进行抵制，那位盛气凌人却又手眼通天的“第一夫人”早已把他视为异己。彭真则处于可意会无须言传的压力之下。

    按理，在毛泽东下令大改这出戏后，在江青亲自过问这出戏时，彭真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立即撒手不管。但彭真却并没有“悬崖勒马”，生性耿直的彭真没有屈从于江青的淫威。而是仍然往剧团跑，可见他还想做些抗争，具体地说，还想在戏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一点“地下工作”的内容，还想让这出戏尽可能多地表现一点“地下工作”的重要性。彭真和江青的“争执”甚至波及到一些演员。北京京剧团的后起之秀谭元寿、马长礼本来是三级演员，因有人说一些老先生才拿一级的工资，年轻人提得太快了，剧团把他们降成五级。彭真知道后认为应实事求是，演艺好就是好，不应该降。于是给他们由五级上长一级，成为四级演员。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江青批判彭真腐蚀青年演员，破坏她“戏剧革命”的一大罪状。她经常指着谭元寿和马长礼说：哼!你们这一级是彭真给长的，是修正主义的。江青如此上纲上线也许令人费解，但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奉毛泽东指示这出戏修改并易名为《沙家浜》之后，彭真还曾指示北京京剧团二队继续演出修改前的《芦荡火种》，由著名演员小王玉蓉饰阿庆嫂，朱景华饰刁德一，郝庆海饰胡传魁。这一颇有点“大逆不道”的举措，无疑增强了毛泽东视北京市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看法，同时也增强了江青对他的仇视。

    彭真此种“大逆不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章也有反映。《红旗》杂志1970年第6期上发表了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耀着〈沙家浜〉的成长》，该文章对“旧北京市委”作了这样的声讨：“在江青同志领导我们修改加工，进行艰苦的创作过程中，旧北京市委不断地干扰破坏。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意味着京剧革命向纵深发展，而阶级敌人的破坏也越来越疯狂。当时旧北京市委主管文化工作的某负责人就多次煽阴风，胡说什么‘不要老是改。这是个有群众影响的戏，不要把一个好戏改坏了’。……在《沙家浜》已经接近定型时，又叫剧团的另一个演出队仍按《芦荡火种》的老本子演。”在那个年代，彭真此举实在是与毛泽东的公然“对抗”。从这里我们多少也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从而将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开始了。（作者麻伯颜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