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所谓“场”者，大多基于某种“力”而编织，如万有引力下的引力场，电磁力下的电磁场。照此推理，“官场”当因公共权力而编织构筑之“场”。一个人因获得权力而进入“官场”，又因交还或被罢免权力而退出“官场”。
这个由权力编织构筑之“场”，影响力自然很大，美誉度却并不高。将官场喻为酱缸、赌场、商场者，皆有之。古有《官场现形记》一一列示古代官场之种种怪现状；而前面所列各种官场流行病，从红眼病到双重人格，从冷漠病到享受病，实为现今官场之弊病展示。
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前不久去世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将之比喻为酱缸文化的代表，形容官场为“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可以肯定的是，官场具有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足以对进入其中的个体产生或大或小的改变。权力的诱惑，等同于利益的诱惑、享乐的诱惑、地位的诱惑、美色的诱惑等等相加之总和。某种意义上，官场流行病之种种，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原因皆在于对权力诱惑的奢求、艳羡与不舍。
按照契约论的观点，公民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天赋人权，形成公共权力，容忍这个“必要之恶”，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安全和福利的保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官员的价值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温家宝总理去年“两会”后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
据此，正常意义上的“官场”，或可称之为“公仆之家”。而官场流行病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背离了“公仆”的定位，是对人民利益显在或潜在的损害和侵夺。当权力本身成为竞相追逐的对象，乃至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权力背后的责任以及公共利益自然只能被毫无底线地蹂躏和践踏。
要治愈官场流行病，首先需要在“官场”整体上用药，使其不再成为独立于公民社会的神秘所在，而是真正融入公民社会的阳光之下；让公务员成为一种普通而又特殊的职业，而不是独立于职业序列之外的官僚。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和对权力监督的制度强化，无疑是必要的举措。比如官员“去神秘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步骤。只有政府官员“去神秘化”，权利监督权力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一言以蔽之，如果“官场”短期内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我们需要的也是“公仆之家”意义上的“官场”，而不是追逐权力和放纵诱惑意义上的“官场”。(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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