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三位教授的申请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有关部门对申请的回复，却让人颇感失望――对于收费依据的回答，不是法律法规层面的依据，而是根本不能成为依据的通知文件；对于最核心的收费去向，两部门共同推向首发公司，但首发公司又一直不予回复。整个回复给人留下的最强烈印象，就是在“客客气气说废话”。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第十条明确提出“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就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本来就应该主动公开的信息，为什么在公民依法提出公开申请之后，又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呢？我觉得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目前很多类似问题，尚处于“法律依据原本就不充分，但因种种原因又不能立即停止”的过渡特点所造成的。

    依法行政的执政理念，是近几年提出来的，而在此之前，很多仅仅依据政府文件或部门文件的收费行为，基本不可能立即拿出所能依照的相关法律。而马上停下这些于法无据的收费，又可能因为涉及太广、触及太深而进退失当。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旧账，给政府信息公开带来了一定尴尬――公开，可能有一些无法示人的东西；不公开，又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理不直、气不壮的情况下，具体工作人员有时不知如何做答，只能推出无法依据的“依据”来搪塞，或者踢踢“皮球”，顶过一阵算一阵。

    以“客客气气说废话”来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这种现象决不能继续下去。对于回复质量不满意怎么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这为公民的依法申诉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问题在于，历史旧账给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尴尬，并不会因为监督机关的介入而消失，公民申诉了，也未必能收到实质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从法律与执法环境两个方面加以突破。法律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对依法行政的历史衔接问题给予明确；执法环境上，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态度，确立“只要于法无据，不论历史是非，限时协调清理”的原则，以便让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在回复时不必再“客客气气说废话”。（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