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是漫长的过程，“有力、有序、有效”是长期的任务，容不得丝毫懈怠。良好的秩序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井然有序，才会有不竭的力量。

    关爱，不要变成打扰    

    震灾发生以来，无数群众主动捐款、捐物、献血或做志愿者，人们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内心也获得安宁与净化。目前需要提醒的是，当人们沉浸在一种利他主义的激情中时，千万不能有意无意地越俎代庖，忽视受灾群众的内心感受，使关爱变成打扰。

    曾有消息说，正在西安治疗的“敬礼娃娃”郎铮因为接连受到太多媒体采访和热心市民探望而出现了心理障碍，总是想到房子垮塌的情景，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而另有几位创造了生命奇迹的伤者也因被不断打扰，得不到充分休息，不同程度出现了心理障碍。

    在网上，一位唐山大地震的孤儿写给公众的一封信流传甚广。他在地震中失去多位亲人，被收养后他总是“被好心人包围着”，一次次问他“当时是怎么被救的？地震的场面是怎样的？爸爸、妈妈怎么死的？”他还不时被众多单位拉去作报告，“内心被一次次地伤害着”。

    看来，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关爱，怎样才不会成为一种打扰？

    前不久，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及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中国心理学会等组织发起的一项倡议值得人们深思：“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永远比新闻记录更重要！”

    是时候讲一讲“灾害伦理”了。很多时候，沉默、踏实、有序的支援，远胜于喧嚣的一时热情。(宁 波)

　　悲痛岂能拿来“哇塞”

    “哇塞，这次地震好厉害耶！”“天哪，这练习本的小主人还在不在？”……在大灾之后听到这样的话语，自然会被刺痛。日前，有主持人将抗震救灾称为“一场大戏”，还有的媒体记者事过数天后到灾区“漫步”，住宾馆、坐小车，找人聊几句，跑去兜一圈，就算“深入现场”了，看到一具遗体就“哇塞”不止，回去后又喋喋不休地向人描述如何如何“可怕”，心理如何如何“受伤”。也许他们本无恶意，但言行中流露出的轻率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一声“哇塞”听不出任何温情，而是充斥着旁观者的冷漠和看客的“假同情”，就像自视富裕者说“嗟，来食”，只能引起别人莫大的反感。这只能说明这种人的情调太“小资”，这种人的见识太浅薄。那些承受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至悲至痛的人们，决不会欢迎这种“秀”意十足的“哇塞”。

    悲痛不能拿来“哇塞”！在无数被灾难摧毁的生灵面前，每个人都应心存对生命最起码的敬意。一个真正懂得悲悯的人，决不会把灾难当成遥远的“戏”。(张晓丽)

　　表达爱心，不必非到现场

    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很多热心的人们放下自己的工作，赶至现场。毫无疑问，这种感同身受、以抗灾为己任的共赴国难的热情，感人至深。

    到现场当然是一种爱心的体现，但是，坚守我们各自的本职岗位，认真地对待和做好手头工作，同样是对灾区的一种支援，也是“众志成城”的一种证明。

    有些大学生得知地震消息后，立即私下组成联盟，冒着余震赶往四川。他们的心意是好的，责任感是强的，但是他们的匆忙到来可能并不能真正帮助灾区人民。相反，他们可能不仅耽误了自己的学业，使家长担心，还会增添灾区的资源负担。而一些公司职员为去灾区当志愿者而擅离职守，某种程度上是给正常的工作秩序添乱。

    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其破坏的不仅是灾区一隅，也扰乱了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基本生产生活生存秩序。这就意味着，地震的发生不仅是对我们具体直接救灾能力的考验，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秩序自我维护、修复能力的一种考验。显然，这样一种考验并不是抽象、笼统、遥远的，它肩负在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身上，彰显在我们敢于和善于直面灾难、从容坚守本职并努力捍卫社会秩序的镇定、勇气和信心中。(王 琦)

　　明星蜂拥至灾区，有必要吗　

    演艺界明星心系灾区，竭其所能，动用自己强大的号召力，凝聚人心，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着实出力良多。我们欣慰地看见，那些原本只在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公众人物，此刻抹去浓妆，不辞辛苦，怀揣着一颗平凡而诚挚的心，为痛失亲人、身心俱伤的受灾群众送去慰问，种种善举感人肺腑。

    可是，明星毕竟是带着光环的群体，他们奉献爱心的行为常常因为不可避免的“星光效应”而走味。有些明星到灾区向灾民“问好”时，助理、化妆师、摄像，一群人紧随其后，这般兴师动众无疑会给灾区脆弱的物质条件再添负担。明星们真有必要蜂拥至灾区，以这样的方式救灾吗？

    更需要留意的是一些明星参与的心理重建工作。即使他们有良好的动机，但他们的介入显然有两个“硬伤”：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无法长久胜任“一对一”辅导的要求。因此，明星蜂拥至灾区，并不值得鼓励。(曹柳莺)

    不能只讲“意图伦理”　　

    前两天，一位记者在报上说：“在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见面’仅3天的黑水。”为什么？“我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我而忙碌。”“我不得不为我耽误了灾区领导和受灾群众的时间、占用了县里的救灾资源而深感自责。只有离开，才能终止这种耽误。”

    这是自从地震发生以来我看到的最真诚的记者反省。这名记者对因为采访而带来的骚扰歉疚不安，这种歉疚始于职业道德的考量，终于职业伦理的反思，进而上升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心拷问。

    我欣赏这种拷问、这种反省。这是主动摆脱“意图伦理”的一次可贵努力。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惯性，只要相信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无论程序和结果怎么滥施，这种意图支配的行为都能被容忍。在“意图伦理”驱使下，粗暴往往战胜理性，功利每每成为旗帜，风气所及，习焉不察，而沉默的大多数也在这种风气驱使下，更加噤声。

    其实，这样的反省不仅属于抗震救灾中的前线记者，也应当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