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世界舞台的最主要行为体，仍然是人们公认的民族—国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全球化的狂飙突进，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关注个性化的认同，而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群体认同。然而种种现象恰恰说明，在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自然灾难——汶川地震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正在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

    在灾难中发现中国，这是中国人自己用身体力行和感同身受践行的一次自省过程。在整场地震灾难发生之后，无论是解放军的救援速度，普通公众的情感投入，志愿者的全力支持，以及各个社会团体的关爱，都形成了一种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中国人可能会面对困难，但是不可能惧怕困难。而当地震哀悼日时刻，全中国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自发的同一性，本身就展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

    同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建立，都离不开世界对其的认可和确定。在地震发生后，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接纳能力，向世界体现的说明能力，本身都是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来源不是技巧，而是内容。世界在汶川所发现的那个中国，是一个政民互动、众生彼此照应的中国，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任何一个民族认同的形成，都需要两种动力，一种来源于民族内心，在危机时刻所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另一种则来自外界。无论是外界的压力、关注还是区别，都带给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尺度和范围。在灾难中发现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血缘、历史和情感的共同体，彼此之间能够有什么样的默契、情感和支持。

    所谓多难兴邦，强调的并不是灾难的好处，而是作为一种极端负面的自然事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来说，或许存在另一种客观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给了我们一个发现中国的机会。我们发现，其实即便在商业主义最为兴盛的现代化过程中，某种人本的共同理念，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底。

    沃伦斯坦曾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怀疑，西方世界这个范畴是否还存在？亨廷顿也曾经疑虑地问美国人，我们是谁？此刻，如果我们大声地问一句，中国人在哪里？恐怕从汶川、从北京，从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乃至世界的华人群体中，都会传来回声。如果我们要问一句，中国的力量在哪里？有一部分可能就在这次灾难的废墟里。(周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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