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杨尚昆严肃对待毛泽东的批评
在座的中办老同志，围绕“秘密录音”问题，也纷纷发言。
他们说，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要进行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叶子龙说“今天我的讲话你们要录音”；1958年7月，毛泽东先后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要录音；1960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外出巡视期间多次会见外宾，指示要录音，还叮嘱在发消息时，新闻稿要与录音核对，并需经他本人审阅，做到准确无误。
毛泽东第一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各局、室、馆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但是，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上的讲话如果不录音，不留下点记录，就是失职。中央办公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都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才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录音工作，是1961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汪东兴告诉他，会见客人时准备照相和录音。毛泽东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本来，毛泽东外出随行人员名单都需经汪东兴审定，这次带录音员随行也是汪东兴安排的。毛泽东说，这件事你给我查，你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乘专机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已由长沙到上海）汇报情况，但是，汪东兴却不让康、赖二人和毛泽东见面，对康、赖说，毛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谈的情况搞个记录送给主席看就行了。最后，汪东兴说，主席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就让卫士长沈同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8个大字，压在录音机底下作为背景，请摄影员吕厚民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五人合影，一张是康一民、赖奎、刘吉顺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照相以后，康、赖就回北京了。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顾全大局，承担责任，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报告没有涉及汪东兴，叶、康、吴三人受了党纪处分。
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录音。他两次批评录音工作，是批评事先没有报告经他同意的录音，并非批评一般的“秘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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