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军转向空军，曾国华当起了“小学生”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曾国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军军长。在北京东交民巷，曾国华见到了刘亚楼和空军副政治委员吴法宪。刘亚楼说：现在要上天了，这是新行当，要从头学起。现在这个军部还不能立即组建，你先去安东（今丹东）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学习，体验一下空中作战指挥。曾国华随即赶往安东，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１９５３年初，曾国华奉命组织空三军入朝参战。他和邓东哲、蔡永率军指挥所，从吉林四平出发到达朝鲜西海岸，接替华北军区空军某指挥所的战斗值班任务。
志愿军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梁兴初接见了曾国华。他俩是平型关大战时的战友，当年都在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营长。现在，二人分属两个军种，在朝鲜战场上见面，都倍感亲切。梁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在这里的准备是：一定要打，一定要在西海岸打，一定要打胜。
曾国华向军指挥所全体人员作了动员。他说：穿着空军服装过江来的不多，我们要给朝鲜人民军留下好印象，更不能给陆军老大哥丢脸。我们现在是在朝鲜战场上，要按打仗的要求办事：第一，坚持２４小时值班，严密掌握敌情，不得擅离岗位；第二，加紧空中指挥和空炮协同的演练；第三，遵守防空纪律，无事不得出洞，夜间不准在洞外吸烟；第四，尊重陆军老大哥，主动搞好团结。
西海岸空军指挥所设在介川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四面环山，没有人烟，里面巷道很深，洞库很大，有一个能容１０００余人的大礼堂，有宿舍，有办公室，还有一个小舞厅。曾国华和指挥所全体人员都在洞里办公，在洞里吃住，一天２４小时不知白天黑夜，只能按钟点办事，生活很枯燥。这样一直坚持到７月２７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１９５４年６月，曾国华升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１９５５年２月，曾国华到职后，分管部队的飞行训练和工程机务工作。面对分管的工作，他深感自己专业技术知识的缺乏和对飞行部队情况的生疏，就立即制订学习计划，一面请苏联顾问和飞行、机务专业干部上课，从书本上学；一面下部队熟悉情况，从实践中学，以期尽快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
曾国华上课时像小学生一样听讲，下部队又像小学生一样向飞行和机务人员请教。他亲自参加飞行训练的全过程，看机务准备，看地面的飞行演练；到现场观看飞行，虚心听取师、团指挥员的讲解。他对当时的空四师（后改空一师）师长邹炎说，干空军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他向训练部门表示：我要用半年时间补上这一课，起码做到不说外行话。
空军平时飞行训练最令人关注的是飞行安全。１９５５年年终，沈空部队接连发生几起飞行事故。沈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原因，研究措施。主管飞行训练的曾国华首先发言：“由于年终，部队为了完成全年计划就抢课目、赶进度，急躁冒进，违反了空军党委提出的‘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这是事故严重的主要原因。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会后，曾国华负责调整训练计划，解决了部队一度产生的急躁蛮干现象。
在部队完成基础训练和复杂技术训练补课之后，开始技术爬坡训练。曾国华要求师、团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提高训练强度，提高飞行日利用率。１９５６年初，曾国华即带领训练部门的同志下部队检查师、团飞行训练计划的安排，发现问题，即作调整。通过强调指挥员亲自制订飞行日计划，科学安排每个飞行日的课目搭配，使飞行日利用率大为提高。１９５９年，曾国华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
１９６０年春，由于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的困难也冲击到部队，曾国华和沈空领导成员一起积极设法解决部队的供应困难，以免影响到部队的思想稳定和作战训练。沈空机关及军、师部队在黑龙江开辟生产基地，或在机场周围利用闲散土地种菜，养猪、养鸡等，仅一两年时间，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就得到改善，从而减轻了地方负担，并用剩余粮食支援了地方。
这一时期，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屡派飞机袭扰大陆。为了打击国民党飞机夜间低空侵扰，根据空军指示，在曾国华主持下，将沈空某高炮师探照灯、雷达以及陆军高炮部队沿辽东半岛大孤山至城子疃一线设防堵口，技术侦听部队上最前沿海岛侦听。曾国华反复强调：技侦部队要掌握好国民党飞机出动的情报，高炮、雷达、探照灯要搞好协同，加紧演练，枕戈待旦，有侵必歼。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６日晚，国民党一架Ｐ－２Ｖ低空侦察机刚入侵辽东半岛上空，被在这里设防的高炮部队击落。第二天，刘亚楼陪同罗瑞卿总长、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政委赖传珠来到现场。刘亚楼高兴地对曾国华说：东北总算有国土防空的战果啦！罗瑞卿在接见参战部队干部时说：昨天总理还问我，国民党飞机侵扰我们，空军怎么回事呀？晚上你们就打下来了，给空军争了气，给解放军增了光，我代表军委总部祝贺你们。他又对刘亚楼说：要好好总结经验。接着，空军在大连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了这次击落Ｐ－２Ｖ的经验，表彰了有功人员。
遵照空军党委的决定，为了加快飞行部队的发展，沈空依靠自力更生，先后组建了两个飞行师。之后，又奉命调出两个飞行师支援兄弟军区空军。在向外输送部队时，曾国华强调：不准留干部和技术尖子，缺的干部和技术装备要配齐，保证做到走者愉快，接收单位满意。在调出的部队中，也有曾国华当兵的儿子。部队首长建议留下，因为去新疆太远。曾国华坚决不同意：“小孩子当兵离家远点怕什么，留在身边没有好处。”他的儿子乖乖地和部队一起去了乌鲁木齐。
１９６５年初，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队军衔制的决定开始实施，军队的干部级别要改定国家行政级别。干部部门转来空军对曾国华定行政７级的意见，他说：这种事只能听领导“打分”，总不能拿“老本”、“资格”去比去争吧。按当时规定，副军级、少将定７级，曾国华是正军级、中将，可以定６级甚至５级。但他坚持定７级，这样每月薪金将减少１００多元。这件事在沈空机关成了干部改定行政级别的无声动员。有位正团级、上校部长说：我的薪金减少６０元，看看曾司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１９６４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９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１９６７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１９６８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３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
曾国华回到沈阳后，曾就这种不正常的事私下同参谋长王毓淮说，现在政治空气太紧张，办事如履薄冰，说话像过雷区，弄不好为一件事、一句话就可能完蛋。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也不再像１９６７年初面对群众组织冲击机关时那样临乱不惊、敢作敢为了，而是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不出头，少露面，靠例行公事度日子。
１９６８年冬，曾国华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１９６８年底，曾国华到北京赴任，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１９６９年４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向全军发出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曾国华和吴法宪一起坚决执行。他作为空军作战训练的分管者，组织司令机关调动全空军进入“战备状态”。
为了尽快掌握全空军的部队情况，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将沈空以外的其他６个军区空军及其所属部队、基地跑了一遍，和部队领导干部交谈情况，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机关里，曾国华常去空军指挥所了解空中动向，掌握有关备战信息。他又和作战部长、训练部长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部长每周都数次进出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每逢五一、十一节日集会，曾国华又在天安门城楼与空军指挥所保持联系，以警戒首都节日安全。
１９７０年９月，曾国华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又听了吴法宪打的“招呼”，上次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而这次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并说“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坚决粉碎他”。但是，没等轮上曾国华发言，会议风向就转了。事后，他还庆幸地说，我如果发言也讲错了。
１９７１年，曾国华因频发心脏病，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了几个月。“九一三”事件后，曾国华因工作中与吴法宪走得较近，支持过吴法宪抛出的“两个一切”，曾和吴法宪执行过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又在中央全会上听过吴法宪的“招呼”，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进空军学习班接受审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曾国华因心脏病加重住院，１２月３１日突发脑梗，1978年１月３日在医院逝世。（王连城 叶介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