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总理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几次到钓鱼台１１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１１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

    一天下午４点钟的时候，我给总理送一份文件，他接过文件以后，亲切地对我说：“银禄同志，请坐下，我现在有点时间，想和你聊聊。”

    由于总理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可亲，所以，我一点也不拘束。一张大长条桌，他坐在桌子的南边，我坐在桌子的西边。我和总理挨得非常近。总理问我多大岁数，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劳动力，粮食够不够吃，个人有什么困难。

    我说：“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在这里工作难度较大，有好多事不好办。”

    总理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问的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是说通过你的努力，也无能为力解决的问题，例如你和你的家庭遇到特大困难无法克服啦，由于某种因素你的亲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啦等等。”

    我不想麻烦总理，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还是说出一个情况。我说：“我的二姐夫叫李汉章，１９４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造反派硬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将他不明不白地抓走了，已经三个多月了，到现在毫无音信。我姐姐整天哭泣，她现在是望眼欲穿，急切盼望他早日回家团聚。”

    总理非常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后，关切地问道：“你姐夫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单位的造反派将他抓走的？”

    我说：“他在河北省定县城关区任副区长，是被城关区的造反派抓走的。”

    总理在信笺上认真记下了我姐夫的名字、工作单位，并说：“此事我请东兴同志通过中办了解一下，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能够保护的一定要保护。”

    第三天，姐姐给我打来电报，说：“你姐夫被安全送回家，勿念。”

    有一天，总理到钓鱼台１１号楼与江青谈工作，总理一进楼看到我就问：“银禄同志，你姐夫被放回家了吗？”我非常感动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姐夫已经安全地回家了。”总理说：“那好嘛，不用谢，我说过，对老干部能保护的就保护。你们定县的革命群众还不错嘛，还是听话的嘛。”

    过了一周，姐夫给我来信，其中有一段写道：“造反派抓我的时候，气势汹汹，又推又搡，放我的时候客客气气，还给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冤枉你了，请你原谅，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态度反差这样大，转变这样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把人搞糊涂了。”

    我接到信以后，由于保密的原因，回信时我没有告诉姐夫是周总理保护了他。直到１９９４年，姐夫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我才将这一秘密告诉了他。年过七旬的他，听了以后，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触景生情，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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