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早在1万年前到4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西藏史前时期的文化就同中国华北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融入自成体系的中国考古文化的大圈子内,成为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学  家的最新研究表明,西藏人与其他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源于以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中国北部的晚期智人。藏族在种族上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13世纪以来,西藏始终置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仅这一点就比美国建国要早5个世纪。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这里所说的“自古以来”,不是说“自元代以来”,而是说“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这里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原政权或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说“西藏这块地方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国边疆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有理论基础之上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谭其骧1981年5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讲话,题目叫《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其中谈到:“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谭其骧论述了确定这个标准的三条理由:

    （1）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历史上汉族建立的政权,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固然是属于中国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同样也是属于中国的。即使这些政权之间曾经是互相对立的,即使某些民族、某些政权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不归中央王朝的管辖,但这些民族以后都逐渐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了,他们活动的这些地区当然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那种认为只有汉族政权管辖的地区或者只有中原王朝统治到的范围才能代表中国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2）“中国”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春秋时所谓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此外就不算中国了;以后逐步扩大到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范围。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国、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就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这是后人客观地承认了的历史事实,纠正了当时人们的民族偏见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讲历史上的中国,当然应该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而不能用春秋人的或者唐朝人、宋朝人的眼光来划分中国和非中国。

    （3）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疆域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是这一范围内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包括一次次的统一和分裂而最终结合成的。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先后都曾经隶属于同一个政权,或者曾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所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单纯依靠清朝军事上的胜利所能取得的。相反,在清朝打败准噶尔部统一新疆以后,中亚的一些国家曾要求加入清朝,但却被清朝拒绝了。如果真的要进行军事扩张,那不是最好的机会吗?但清朝并没有再向外进军。而在这以后,中国被帝国主义掠夺走了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结果用来代表历史上的中国,当然不能认为被帝国主义占去的领土本来就不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部分。

    谭其骧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分清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同上,第16、19页)

    谭其骧在这篇讲话中所提出的论点,不仅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理论基础。《中国历史地图集》(已于上一世纪80年代出版)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科研成果。这部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多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慎、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权威、最优秀的一种。这就说明,谭其骧所提出的论点不仅为中国历史学界所公认,也为国外历史学界所公认,以至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其国家历史时所通行的原理。我们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谭其骧的著名论点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在谈到新疆、内蒙古、宁夏、东北、台湾、云南、贵州、两湖、两广以至北京、南京等地时一样,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必深究它们分别是在什么时候纳入中原政权或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

    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决定了西藏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只能是中国内陆

    我们在考察西藏时,首先看到的是西藏的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原本位于南半球的印度板块向北漂流,在距今4000多万年前与北半球的欧亚板块碰撞的结果。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是作为印度板块的前沿,在与欧亚板块碰撞的过程中隆升起来的;而雅鲁藏布江一线,正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边界。西藏高原在距今400万年前,还是一个高不过千米的平原,直到340万年前才开始整体强烈上升,并延至现在,此间累计上升了3000至3500米。在距今10万年前,西藏高原的面貌已经大体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整个西藏高原是被南缘的喜马拉雅山、北缘的昆仑山、东北部的唐古拉山、东南部的横断山脉紧紧包围着。从西南面到南面的整个国境线上,蜿蜒高耸着弧形的喜马拉雅山脉,从高原南缘的珠峰地区到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的直线距离仅有百余公里,但两地的相对高差竟达6000多米,这样的地形高差无疑对西藏高原与其南侧恒河平原的大规模直线交通形成了极大的阻碍。高原北部边缘的中西段地区,其“阶坎形”地貌特征也十分突出,横亘在这一地区的昆仑山以4000多米的高差急降到北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理条件亦较恶劣,素有“死亡之漠”之称,因此,昆仑山南北两侧的地形和自然条件都使这一地区的直接交往通行几无可能。藏东地区的横断山脉,由于南北向平行峡谷地貌十分突出,峰谷相对高差较大,故对东西方向交通的阻隔作用较大,但该地区平行河流及峡谷却对南北方向的交往通行比较有利。

    西藏高原的东北方向,虽有唐古拉山的阻隔,但情况与其他方向不同:今青海省的地理条件与西藏高原相似,海拔高差和坡降很小(不超过几百米),挡不住西藏高原的居民从这里走出去的步伐。加之这里又是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更把黄河、长江上下游的居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成为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联系的主要通道。中国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和早期新石器文化是经由这一通道传播到西藏的,古代羌人之一部分是经由这一通道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的,唐代文成公主是经由这一通道进入西藏的,萨迦班智达是经由这一通道去凉州会见成吉思汗之孙阔端的,吐蕃时期的“唐蕃大道”以及后来的“朝贡之道”也是经由这一通道而形成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才使西藏高原的远古先人同甘、青古人类发生了密切联系,才使西藏高原的新、旧石器文化融入了自成体系的中国新、旧石器文化的大圈子,才使藏族人同中国境内的所有世居民族一样均为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才使藏族同中国其他各民族一样汇合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西藏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证明,地理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例如在影响西藏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上)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