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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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青年领袖恽代英－－评论研究
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
沈葆英
一九二一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摆脱了封建家庭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那时，代英同志在中华大学附中当教导主任，我二哥是他的学生，他们正办互助社，常在我家开会，有时还给二哥补习功课。我的英文不好，也找代英补习，他很耐心教我，把桌上摆的一些书籍、文具、茶具等英文名称，教我学会，再教文法，然后教我会话。他用英文问一句，我也用英语答一句。我学得很有兴趣。他还常给我讲地理和历史知识，他讲鸦片战争、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非常生动。我拿他和我们学校老师比较，觉得他有很多长处：热情，耐心，讲得深刻，有风趣。每逢他来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欢迎他，把他当作好老师。
一九二三年，有一天，我无意地从二哥那里看到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里面的文章谈的是：什么升学呀，选择职业呀，女子参政呀，马克思学说呀，剩余价值呀……，都是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二哥告诉我，代英就是负责编辑中的一个。我便要二哥给我订了一份《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成了我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每篇文章都看，特别注意看代英写的文章。我看了，把它秘密地压在其他同学的枕头下，挨房挨床地传阅，就这样，《中国青年》在我们学校里广泛地传开了。进步的同学都纷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我也参加了。每天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有了问题，就写信问《中国青年》编辑部，代英或肖楚女他们总是给人满意的答复。
《中国青年》，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在我思想上慢慢树立起来。一九二四年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常通信，谈些革命道理。我们志同道合，书信往来已超过一般同志的情感了。
一九二六年秋天，北伐军占领了武汉。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在武昌省立一完小教书。
一日黄昏，代英来学校找我，原来他随着北伐军回到武汉，是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他与我谈北伐故事，直到深夜。
学校里教职员、学生见代英回来了，都要他演讲。他讲话十分生动，有条理，富于鼓动性，会场里四五百人，都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讲完了，听众还不满足，要他继续讲下去。他常被邀到学校演讲，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我和代英结婚了。我除了当教员，还兼省妇协的秘书，常要给妇协写通讯、宣言。我不会写，代英帮助我。我写个初稿，给他看，他从观点到文字、结构，一一指出有哪些毛病，应如何修改，一篇文章要反复修改多次。记得我写“恋恋不舍的裹脚瘟”，是反对妇女裹足的，就修改了四五次。有时心里急躁，他就鼓励我说，文章是给大家看的，不能不慎重。
代英工作忙，深夜才回家，我们聚在一起闲谈的时间并不多，但我们却互策互励，互敬互爱，感情十分真挚。
马日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局势显得很紧张。
一天下午，代英回家了，神情愤慨，对我说，国民党已通缉他了，要走了。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就离开。”我要同他一块儿走。他说，离开武汉，不是逃避，是去组织战斗，不能带你去;又叮嘱我，好好注意掩蔽，万一被国民党捉去，不要动摇，不要怕牺牲，永远坚持到底。
代英走后，我沉思了两个钟头，觉得不能呆在家里，便脱下旗袍，换了件长衫子，戴顶礼帽，把短头发盘在里面，扮作男装，离开了家，在江边搭上小船，顺江北上，又跋涉了几十里崎岖的小路，来到了汉阳乡下一个远亲家里。
第二天，三姐赶来乡下看我，她告诉我走后发生的事。她说，一部分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屠杀了，电线杆上还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哩！在我离家后不到一小时，屋子里外前后都布满了敌人，他们搜查我的房间，将我和代英的相片，毕业证件，尽都收去。他们发现我的洗脸盆里的水还是温热的，以为我们藏着，硬逼代英的老父和子强弟，把代英和我交出来，没有结果，他们便把父亲和子强弟捆绑着，带走了！
这些暴行，是多么令人愤慨！
我住在汉阳乡下亲戚家里，除亲戚外，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底细。亲戚叫我“四姑娘”，从不提名道姓。与外面的联系都断了，只有三姐偶尔来看看我，带些书来。
没有工作，没有同志，日子过得真闷。我时刻都怀念代英，不知他正做些什么。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三姐带来了代英的信件，信上是化名，写得很简单，他在香港，叫我到香港去。
第三天，我就动身了。从汉口乘船到上海，在上海换了海轮到了香港。到香港，正是黄昏时候，我便直到代英信上约定的旅馆里住下。在香港，我没个熟人，又不知代英住处，心中正自纳闷，代英却带着笑走了进来。他说，此地不是谈话处，便领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
代英自离武汉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然后到了香港，秘密地做党的工作。我来后，便直接在他领导下做宣教干事，他教我收集整理国际国内政治材料，要注意阶级敌人内部矛盾。他告诉我，在工作室里，要注意窗户以外的事，要有高度警惕。当时香港的环境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我们的住处，是租老百姓的房子的二楼，在房子里，也要特别机警。
代英有时在家里开会，有时出去布置工作，夜以继日，他的脸瘦削而苍白，但精神却饱满。在他们开会时，我便在楼下放哨警卫。
有一天傍晚，同志们正在楼上开重要会议，我一人坐在楼下把门关上，时时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阵敲门声，很急，这不是自己人敲门的声音(我们敲门都有暗号的)，我急忙上楼去报信，就在我上楼的时间，楼下的房东把门打开了，大批巡捕蜂拥到楼上，他们一面搜查，一面把同志们都捆了起来，又拿着枪对着我的胸口，硬要我在同志们中间，指出谁是我的“男人”，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让我说出谁来，就确定谁是主持人。其实代英这次恰巧不在家，没有参加开会。我便说：我是刚从内地来找亲戚的，不认识这些人。巡捕又百般威胁我，我只装作不知。他们见我身穿旗袍，脚穿皮底鞋，不像香港打扮，便气势汹汹的把几个男同志逮走了。
同志们被带走以后，我赶紧把晾在窗外的一串辣椒收了(这是表示出了事故的信号，外面的同志就不会再来了)。自己也不能仍呆在这屋里，便也走了。
大街上灯光耀眼，我尽拣暗地走，也不知走了多远。夜深了，我才走进一间普通房子，以刚从外地来，找不着旅馆为理由，向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又在街头流浪。
代英也不知在哪里，捉去的同志也不知怎样，我心里真不好受。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在街头徘徊的时候，忽见代英远远而来，见他的眼色，知道不应在街上说话，便尾随他走，来到另一间屋子里。
我和代英谈起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感情，他觉察出来，风趣地鼓励我说：“你看，又是小姐脾气了。革命是免不了风险，免不了牺牲，要受得住考验。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你掩蔽自己，还算有机智的。”
一九二九年，代英和我都在上海，他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党的三中全会正在上海举行，我白天忙于会场记录，晚上还要整理材料。这时，我已生了个儿子，但我不能仔细看顾他，我出去工作，便把他搁在床上，让他一个人躺着、哭着。我们经济不充裕，买不起奶粉，而我因工作忙、身体弱，奶水也不足，孩子营养不好，瘦小得很。
有一晚，我抱着孩子喂奶，孩子没吃饱，哭个不休。看着那枯瘦的儿子，我不禁也掉起泪来。此时，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说：“这不是奶粉吗?”我一看是代英，手里拿着一盒奶粉。我全明白了。代英工作是那样忙，每天到半夜才回，还不睡，却要坐下来译书，原来是为了奶粉！
我觉得，在我眼前，摆着两重任务，若要做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内心感到非常矛盾。代英却以乐观精神，为我分析，他说，目前困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却要面对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他说，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他说，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他建议把孩子安排在托儿所里。
听了他的话，我心情便开朗起来，我便把孩子送进私人的托儿所。这时孩子仅八个月。
一九三年春，党内正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代英是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一个。当时，他领导行动委员会，我被派到闸北区委会工作。
为了更好掩护自己，发动群众，我穿上工人服装，进缫丝厂作工人。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乍与工人接近，办法不多，代英常叮嘱我接近工人应注意的事情。逐渐我同工人熟悉了，有空便教他们识字、唱歌，歌词都是自编的，在歌词中贯穿着阶级教育。比如有一支叫“女工苦”的歌：“小小年纪小姑娘，手持饭菜筐，冷饭半碗留下充饥肠。进工厂，北风吹进破衣裳，十几个钟头真是长，望不到出厂。”唱着，有的女工便落泪了。代英认为这方式是好的。
我还负责代英的保护工作和“交通”(即是联络送信的人)，每天起床，我就把他需要的东西准备好，又给他衣袋里放几个零钱，以便买烧饼充饥。然后他到沪东去工作，我便到闸北缫丝厂。下午我下工了，又给代英送信、和其他同志联络。虽然艰苦，但工作得很有乐趣。
四月十九日，代英照例到沪东去开工人活动分子会，他扮成工人，穿的工人服装，把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也脱去了。会议结束，他离开时，在马路上，突然碰到便衣特务在搜查行人，他回避不及，特务们要他举起手来，搜查他，并把他捉去了。
这消息我是在闸北区委那里听到的，我焦虑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区委的同志劝慰我，要我镇定下来，并说我不能再回家里，我当天便搬到闸北贫民窟和女工住在一起了。
代英被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听说他在被捕时，把自己的脸抓破了，血流满脸。敌人没认出他就是恽代英，他却借此掩护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说自己是个普通工人。“普通工人擅自开会，也有罪。”国民党官员说。便把他判了几年徒刑。
在监狱的日子里，看书写信是很不易的。代英托人秘密地买进一支铅笔，就偷偷写信发给我，信中字迹模糊，内容多系暗语，但我猜得出他是暗示我：要好好工作，好好保护孩子。
有一次，我拿着一个小包去探望他，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下车又走了几十里，来到了一所黑铁大门的围墙里。警察把我引过几层阴森森的暗道，来到一间小屋里，这房子墙上有块四方的小洞，隔墙三尺远的对面墙上也有这样一块小方洞。远远传来一阵铁链的声音，——是沉重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拉着代英来了。我见他头发长长的，穿着囚衣，不觉一阵心酸，就哭了，只问了句：“你怎么哪！”喉咙哽塞，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代英的态度却很镇静，他说，他身体还好，没有生过病。他说，刑期满了，还能像过去一样，生活在一起。刚说到这里，警察走过来，向我瞪着两眼，我哭着求警察，说：“他是病人，你放他出来吧！”警察大声吼叫着：“时间到了，不许说话了。”代英看了我一眼——眼光是多么坚定！就被两个看守拉走了，我急忙伸手去拉他，可是那里拉得着呵！
党决定营救代英出狱，很多负责同志都为营救他奔走，事情进行得有点眉目，因为代英没有暴露身份，有出狱的可能。一天，帅大姐来找我，给我送来救济费，蛮愉快地对我说：“恭喜你，代英同志有出狱的希望了。”我忙着给代英买了两件衣服，并把房子收拾干净。
一天一天地过去，代英还是没出狱，情况突然恶化了，叛徒顾顺章出卖了代英，国民党知道他就是恽代英，出狱的希望成泡影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代英牺牲了，他身中数枪，躺在血泊里，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团结万岁！”从此，我和代英同志永别了！他的精神，他的音容笑貌却铭记在我心中。我擦干了眼泪，踏着他的血迹继续战斗！
来源：《雨花台革命烈士斗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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