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青年领袖恽代英－－评论研究_时政频道

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翟作君　鞠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呢？恽代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分析了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

一　地主阶级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旧中国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的广大民众。恽代英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里，从经济、财政、政治、教育四个方面分析了军阀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从而揭露了这个阶级的本质。

在经济上，各地军阀“自由派款加税，不顾人民负担力量；铸造低质货币，滥发纸币，使物价腾贵，生活程度提高；疏忽并妨碍一切经济政策，使人们颠倒于贫乏灾祸之中；召募许多饥军，饷需不足，则放任使劫掠人民；造成内战，断绝交通，扰乱社会生活。”

在财政上，他们“因谋私饱或扩张军队，侵蚀教育、实业经费乃至其他经费；把持财政，使中国财政无统一整理之希望。

在政治上，各地大小军阀都“倚赖帝国主义之借款售械，及其他之好意的生存。故与之保障利权，破坏反帝国主义运动；因循私或受贿，派遣贪官污吏到处刮削人民；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摧残一切拥护工农利益的运动；任意生杀与夺，人民冤屈无可控拆。”

在教育上，他们则是收买教育舆论“为之隐讳罪恶、鼓吹功德”，而且提倡“佛教、同善社、洗心社”等事业，有时还施以小惠，目的是为了“欺骗愚弄一般民众”。

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处处与人民为敌的军阀，必然与中国革命完全不能相容，所以恽代英指出军阀“通常是反革命的”。

至于官僚呢，当时旧中国的官僚就是军阀的走狗。恽代英指出，官僚的任务便在于“帮助军阀括削别的国民”，因此，他们“自然对于革命最为反动。”(《恽代英文集》第467页-468页。)

土豪劣绅。恽代英所讲的这一类人是专指“一般压逼人民的富绅与智识分子”，恽代英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土豪劣绅对民众的压迫：不问贫农生活情形，只知苛责完租纳税；高利贷款，以盘剥贫农；侵吞地方公益款项，不作正当之用；向人民等筹款办理民团，结果只用以保护自己及少数亲友；滥用团局权力，鱼肉人民；与军阀官僚狼狈为奸，助其作恶，于中取利；提倡陈腐学说与迷信，以愚弄民众；反对一切改良运动。因此，恽代英认为土豪劣绅永远只能做军阀的鹰犬爪牙而不能代表民众，正因为如此，恽代英说土豪劣绅“通常是反革命的”(《恽代英文集》第902页。)，他们也是国民革命所要打倒的对象。

恽代英以他对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细微观察，提出了压迫中国民众的最大势力除外来的帝国主义之外，就是与之勾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他们都是国民革命的敌人。因此，恽代英号召全国被压迫人展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解放出来。”(《恽代英文集》第903页。)

二　资产阶级

恽代英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这里所说的幼稚工业资本家实际上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恽代英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分析道：“商人的利益已经与外国势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每一个比较开通的地方，都是充斥了各种洋货。即照料收买转运各种农业产品的，亦无非是外国商业家的代理人。他们在这种外力压迫之下，并不感觉痛苦。”这是因为“一切加于他们的租税捐款，他们都可以转嫁于生产或消费的人。”“他们靠着做外国人的中介，可以分取少许的余利。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感觉时局的不满意，他们不感觉革命的需要。”(《恽代英文集》第500页。)他们“为自己利益，反对农工组织，更反对一切改良农工生活之运动。”(《恽代英文集》第900页。)恽代英指出：这一阶层的人“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们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五卅”运动中买办阶级破坏罢工等都证明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恽代英则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当他们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赞成收回海关主权，取缔外国工厂”。但是当工农革命运动起来了，他们认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这个阶级又表露了另一面：又“反对工农运动，且因与外资、军阀买办阶级有密切关系，颇有妥协反动性”。这种两面性在“五卅”运动中显露得很分明。恽代英以上海纱业资本家为例，分析说：“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利用日纱厂的停工以渔取利益，甚至亦暗中有相助之意；然而一谈到实际援助工人，却大家踟躇不前，生怕惹了煽动罢工的嫌疑。”这种人平日尽可以谈爱国，谈国家主义，谈全民政治，甚至也谈工人利益，但是一到了紧要关头，“他们竟可以一声不响。”(《恽代英文集》第637页。)因此，恽代英告诫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合作中，必须保持警惕，要“善于应付”他们，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若不这样，“纵拼命牺牲自己的利益，在资产阶级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时，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恽代英文集》第737页。)

三　农民阶级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受的痛苦最厉害。落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一定是需要革命的。1926年，恽代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农民所受的五种痛苦：第一，土匪、军队、民团的骚扰；第二，内战；第三，苛抽暴力；第四，土豪劣绅和大地主的剥削；第五，水旱天灾。恽代英在分析了农民所受五种痛苦后指出，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农民“一定是需要革命的”，他们除了起来革命推翻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亦是别无生路可走的”。因此，在国民革命中，农民很自然地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恽代英认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恽代英文集》第919页。)。恽代英在论述农民革命性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的弱点：“散漫，不容易组织起来”，所以恽代英号召青年到田间去，到农民中去，接近农民，学习农民，教育农民，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恽代英文集》第561页。)

四　小资产阶级

恽代英认为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学者、教职员、兵士、官吏及其他俸给生活者，从他们的经济地位来说，他们是需要革命的。恽代英指出：“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险而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们的生活已经象今日之陷于贫乏摇动，非革命不能觅取比较安定的生活时，他们亦会要求革命。”(《恽代英文集》第686页。)同时，恽代英也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每是怯懦而自私的。”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成份比较复杂，故恽代英又对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进行了分析。

(1)小商人。恽代英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在土货贸易完全衰败的情况下，“除少数奢侈业外，余均因人民购买力薄弱，无发展之希望。”且因为兵匪之扰乱，大商人之操纵，生活程度之提高，“每惴惴于不能自保。”故他们“为解除自己压迫应赞助革命。”(《恽代英文集》第902页。)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

(2)学生。恽代英认为青年学生“活泼勇敢，不能忍受压迫，故易趋向革命”。(《恽代英文集》第902页。)他们“因家庭经济堕落或动摇，与教育经费困窘，各地加征学费每至不能完成学业。即完成学业以后，亦因百业衰败，谋业者充斥，党派排挤之风盛行，不易得相当之职业。”(《恽代英文集》第904页。)所以学生也是需要革命的。但是，恽代英又指出：“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恽代英文集》第973页。)(3)官吏、教员、兵士及其他俸给生活者。对这一阶层恽代英认为这一批人的生计大多直接或间接倚赖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所以对革命的态度表现为：“每动摇、怯弱或径入反革命之一途”。这一批人的发财观念极重，总想爬上富裕阶层的地位，但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幸运或能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者外，多数人是饷薪微薄，不能与生活程度相适应，由于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所以这批人是“易于倾向革命”的。

根据恽代英的分析，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各个阶层在革命潮流高涨时，都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因此，让他们“觉悟其自己的经济地位，加以革命的下层组织，使成为革命的军队”，这对于壮大革命势力有重大意义。

五　无产阶级

恽代英在建党初期，对工人阶级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23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一文中，恽代英说：“以中国经济之落后，工人之无团结或团结而无力量，欲求社会革命之完成诚不易言。”他认为民主革命要想成功“必假军队与群众之力”，法国、俄国、德国革命之成功都是依靠了军队和群众的力量。“在今日组织工人运动虽为必要”，“然若真以为非领率若干无产者军队不能革命，则未必然”。(《恽代英文集》第349页-350页。)显然，当时恽代英对无产阶级力量的认识是不足的。不过，即使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对工人阶级也认为“幼稚”，“不是独立的力量。”可见，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整个党的认识水平都有待于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高。

1925年初，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不断发生，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恽代英强烈地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改变了以往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在《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上海最近的工人运动，更不过只是半年的事，居然便引起四万余人的大罢工。我因此想：产业工人简直是一个火药库呵……只有无产阶级能有这种伟大的革命的力量。”此时，恽代英断言，只有无产阶级才配做革命的“中心与领导人。”(《恽代英文集》第636页。)

六　游民无产者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许多农民失了土地，手工业工人失去了工作机会，他们流落在社会上，有的成为兵匪游民。对这部分人，恽代英是怎样分析的呢？恽代英指出：他们“没有什么安定生活值得留恋”，所以“比较富于革命性”。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他可以帮助革命破坏现存的统治势力，亦可以帮助反动的党派，破坏革命军”。(《恽代英文集》第498页。)恽代英认为在国民革命中，有“利用兵匪游民的必要”。如果不利用他们，他们必为反革命派所利用而成为革命的障碍。所以在革命前要利用他们以援助农人、工人的革命，在革命后，还要用农人、工人的实力以援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均得归于农工之途。？(《恽代英文集》第503页。)可见恽代英对于兵匪游民的态度是：利用他们，使他们与农工相结合，而且使他们将来有化为农工的机会。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细微的。他向革命人民指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革命人民分清了阶级阵线，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应该说，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来源：雨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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