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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批评你们的政改报告，甚至有人说是“党主立宪”。
王长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改革，一是不搞民主肯定不行，二是搞民主不能抛开现状，从零开始。这不是对党有没有利的问题，关键是对老百姓有没有利。从零开始，老百姓不受损失我不相信，党是掌权的党，出了事，最后倒霉的都是老百姓。既然执政党决意改革，就应该可以想另外的办法，探索一些可行性方案。况且一个政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并非都是既得利益者，也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诉求，代表的阶层越广，诉求也越广，内部也可以形成互动。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以来，党政分开一直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最近似乎提得少了，这是为什么？党政分开还是以后改革的主要方向吗？
王长江：“党政分开”这个概念，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容易导致歧义，大家都说这个词，其实不是一个意思，等于慢慢就淡化掉了。我觉得比较准确的意思是说按照政党和政府活动的各自规律来确定他们的职责、地位和作用。关键性的措施，说来说去还是民主，现在之所以会发生党政不分的情况，就是因为党政关系没有按照民主所要求的基本规则去运作。比如授权方面，权力来源都是混乱的，民意上的和事实上的都不一致。权力和责任应该是清晰对等的。监督若是缺乏民主，监督也会变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当然是以后改革的主要方向。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党还是不要和政府建立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搞成我下命令你执行，违反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认为党政关系最终要通过人大这个中介来实现?
王长江：通过人大只是民主的一个途径，还有好多途径，应该把参与决策的权利交给老百姓。十六大说“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说的就是不能老像过去一样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解决部门立法的问题，能否明确行政部门不得参与立法？
周天勇：你不让参与也不行，但是立法形式要改变，比如第三方立法，请专家组立法，或者大家弄不同的几个草案做比较。
我觉得现在立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科学，立法首先要考虑后果、风险，国外立法是要投入大量资金、当一个重大课题研究预测的，而我们不少法律是很仓促就弄出来了；第二就是不民主，不民主就是部分立法是部门主导，原则性太强，人大通过，专家和大众参与不够，部门再出台所谓的实施细则。因此，立的法要具体，否则到实施细则时各政府部门把私货都塞进去了。以后审批、收费、罚款、执法、许可之类的一定要全部收到人大里，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管住。
《瞭望东方周刊》：协商民主需要怎样的制度化设计?它是不是意味着承认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承认政府只是协商的一方？
周天勇：协商民主的前提是平等，大家平等地参与意见。这本报告里的协商民主主要是指把政协改为一种协商民主的平台。按照人口多少的民主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比如书里提到的类似问题，资源税问题，污染补偿问题，地区性问题，转移支付问题，必须得通过协商民主解决。以后真的搞成协商民主，政协委员也得选举，政协委员人数也得减少。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吸收新兴社会阶层进入到政治体制中来？仅仅依靠参政党模式和政协体制是否充分？
王长江：可能也不能说是充分了，除了参政党模式和政协体制外，还有一个执政党和民间社会组织直接打交道的模式，也是渠道之一。国外也是有的，包括政党怎么引导民间组织，建立起两者的合作性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民主既然基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流程，民主制度可否通过计划完成？
周天勇：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肯定是要有一个计划的，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更是什么都干不了。成天讨论该不该民主，让我说，你连收钱花钱都没管住，你叫什么人民民主？还是有一个政党和政府主导的问题，毕竟这不是一种决定论，人还能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我个人觉得2020年之前把书里的事干完就很不错了。真干也能干完，就看坚决不坚决，阻力有多大，也就是动力、压力和阻力之间的博弈。(记者陈琛/北京报道)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从过去的“积极稳妥推进”到“深化”，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这一论述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新华社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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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其中明确要求“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一个部分，这次不仅是部门增减，更蕴含执政理念和执政逻辑的变化，能够反映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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