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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没有编制法作保障，说不定哪天认为哪个工作重要，又冒出一个什么局来    

    “五岁娃娃为什么能当公务员？一个县为什么胆敢配17个副县长？”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的一番发言令听者侧目。今年66岁的刘锡荣长期从事纪检工作，1997年9月当选为中纪委委员，2000年1月任中纪委副书记。“我谈的这些粗浅的看法，仅供你们参考。”3月15日，刘锡荣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

    《瞭望东方周刊》：3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最高检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这组数字尤其是省部级以上35人给人很深的印象，你怎么看待这些数字？刘锡荣：这些只是受到法律处罚的，或者说进了班房的。如果加上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党内处分像严重警告这些百姓不知道，有的受了处分的车照坐，官照当，还有打击报复的。但是一经法律处理，一经审判，甚至处以极刑，影响立刻就大了。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违反党纪的不一定违法，但是违法的一定是违反党纪的。因此，光有党纪政纪不行，党纪政纪要和国法结合。官员不仅要受党纪和政纪约束，还要受法律约束。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法律对反腐的重要性，那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刘锡荣：法律带有一种根本的权威性。这次两会我有很具体的建议，建议人大制定五部法律---国民收入分配法、财政预算法、惩处集体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行政机关编制法。为什么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法？我们现在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五万亿，蛋糕很大，根据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发展得好、发展得快，能不能做到，就看这个蛋糕怎么分。我觉得科学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把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落实到位。你看世界上，不管是北欧还是古巴，各自有一套保障民生的办法，古巴很穷但古巴人上学不要钱。只有把国民收入分配好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纳税人，是国家税收的创造者，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过问财政的分配状况。

    第二个是财政预算法。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钱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是列入了，有的也不严格执行。你看现在每个市、县、一些大的企业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所谓“跑部钱进”。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部委自由裁量、自由分配各种财力的权力太大了，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 多少。对地方来说“不跑白不跑”，穷省希望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要跑，富的省份给国家上交了几百亿上千亿，不要点回去也感到不平衡。于是大家都在跑。我们现在动不动公款请客，甚至公费请亲戚朋友吃饭。这看来是个小事，实际上是个大事。你看国外，招待费用有一定的预算，比如一年给你一万美元的招待费，吃完了你再请客就要自己掏钱。这样就不可能太浪费。因此需要预算法，把总盘子封好，封好之后具体到每笔钱怎么用，要透明化。这样一来，也没必要跑了，因为跑了也没用，也不可能多给你。没有预算法只能加剧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