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生为本，提高政府效能，是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许许多多代表委员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回顾“黄金五年”的经济成就时，都少不了由衷赞叹本届政府“务实亲民”的努力，并用“一以贯之”，评价这5年来中央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至诚与毅力。
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迈新步。5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的理论创新，对民生的关注，都将更具体地凝聚在“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上来。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和有关专家指出，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切入点，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突破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将成为新一届政府，乃至更长时间中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政府转型的核心命题
任何一场改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将中国当前的转型特色，概括为“从生存型社会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
他分析，在这个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而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这包括：资源环境压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
这样的转型压力，首先体现在对政府职能的新标准、对干部素质的高要求上。
去年到今年，一系列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如辽宁西丰拘传记者事件、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陕西绥德校长追签被拘事件，等等。专家分析，此类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治理脱节”：干部素质与群众的需求脱节、与群众的愿望脱节；治理手段与现代化进程脱节、与时代的发展脱节。
这种对政府职能的高要求，也在今年初的抗击雪灾中有所体现。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委员指出，雪灾损坏了输电线路与交通运输，进而引起种种社会困难，是社会现代化后特有的“联动型”灾害，对此我们准备不足。九三学社在调研后对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研究，制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标准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对防灾抗灾的技术服务和科技支撑，加强对全社会进行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等五项建议。
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中央指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2月23日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主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此举正是中央决策层统一思想，在两会前向代表委员和新一届政府表明政府改革主导方向与改革决心之举。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现代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公共利益是政府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因此可以说，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改革的灵魂，是我国打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行政体制、塑造政府职能体系以及相应运行机制的核心命题。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表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是为人民服务，同时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执政理念，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理念最终都落实为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实现。
把“服务”体现在每个环节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把“服务”的概念贯彻到政府运行的每个环节上。
首先，服务型政府要体现在“服务型财政”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认为，今年中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机遇。
他认为，当前财政分配存在一定不和谐因素，表现在预算管理透明度不足；中央与地方存在财政矛盾；税费关系不协调；支出低效与社会贫困并存，一些制度性浪费大，“三公”问题突出等。他估计，去年公车、公楼、公务接待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如果改革，可能会减少30%～40%。如果将这部分财政支出优化，可以将钱用在更好地改善民生上。
其次，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体系。汪玉凯教授说，各地领导层换届后，即将履新的政府的领导干部有追求政绩的强烈冲动，这个时候，干部必须坚定为人民服务理念，并专注于体现服务型政府理念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他指出，绩效评估体系是执政成果的风向标，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作为考核标准，必将利于修补“短板”，用“民心工程”取代“政绩工程”。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教授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政府应该科学设置绩效评估指标，在现阶段尤其应考虑对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的公务员进行物质和荣誉奖励，引导社会氛围，从而形成为人民服务的良好风气，利于促进“官本位”逐步向“民本位”转变。
而行政问责制的可贵之处在于，把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政府官员对人民负责。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还能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再有，特别注意研究“公共服务机构”的改革。这些公共服务机构指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汪玉凯教授说，这些机构体系的自身效率、人员结构、服务导向，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因此，改革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是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的路径。
此外，赵成根教授表示，在政府的决策、管理和服务过程中，政府应与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各阶层普通公众在内的政策的相关主体进行充分协商，在充分了解他们的意愿、呼声，甚至不满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进行管理，才能提供令百姓满意的服务，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
以“民生”为本凸显服务理念
“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是老百姓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六大民生问题。这其中几乎所有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民生问题既是切入点，也最能够体现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终极价值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四大职能，广义上说都是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经济调节上，政府可以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市场监管上，也要通过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这些都在总体上反映着政府的宗旨、理念和价值。
但同时，当前更需要弥补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两块“短板”。汪玉凯教授用六句话来概括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其中都有“公共”两个字。因此，强调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更加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
汪玉凯进一步解释说，尤其是，我国基层政府不掌握宏观调控的权限，他们面对的是大量具体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基层政府的服务型职能转变要求更加迫切。如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不作为，那么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替代政府的作用。
加强社会管理，要求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维护社会稳定。注重公共服务，要求政府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建设目标，凸显服务型政府的作用。
当前，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宁波市市长毛光烈代表提出，基层政府强化公共服务，需要特别注意贴近群众，改革创新。
一是围绕尽可能满足群众需求来进行。他举例说，宁波近两年送戏下乡、在城区推广大众化排舞，相较而言花钱不多，却很受欢迎。我们调研发现，主要是活动中给了农民自己对文化团组的选择权、文化消费需求内容的选择权；而排舞在城区的广泛推开，满足了城区群众求乐、保健两大需求。可见加强公共服务，政府不能包办代替，要尽可能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做起。
二是必须注意统筹，抓好制度落实。宁波连续两年，以刚性指标约束新增财力的6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强化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同时，在服务重点上，又向农村倾斜，向山区海岛和薄弱环节倾斜，向低收入群众和困难群众倾斜，以保证公共财政的公正性。
三是必须创新方式，与社会力量建立良好合作。比如宁波明确政策补贴和考核办法，开展的“81890”电话服务，发展加盟服务企业700多家，去年处理居民公共求助事项53万件，政府花钱少，为群众办事多。同时，完善社会评价机制，培育让群众满意的品牌。这几年，宁波社区服务“81890”、汽车南站“3561”服务班、外贸服务“八达通”等，都成为当地“服务名牌”，让群众得到更多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