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人——缅怀董必武同志早期在红安的革命活动
旧中国的湖北黄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那年月，这里天灾频袭，兵匪横行。帝国列强，封建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凭借官兵之势，在政治上掌管着乡民生杀于夺之权，在经济上施行苛捐杂税和重租高利的残酷剥削，广大劳动群众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许多破产农家流离失所，怨声载道，黄安全县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人播下火星，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一九二零年前后，董必武同志亲手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当时，他几次写信回家，请亲属和乡友推荐社会青年和黄安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赴汉报考武汉中学及其他进步学校。因此，黄安、麻城两县每年报考和被录取武汉中学、共进中学、崇实中学、启黄中学、省第一师范和中华大学的人数逐渐增多。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接受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先后被吸收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积极投身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带头抨击反动政治，成为每次学潮的骨干和策动者。后来，经董必武和陈潭秋同志提议，党组织决定把进步学生分批派往全省各地，从事党团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每年寒暑假，那些修业期满的学生和回乡度假的师生，遵照党的指示，纷纷奔赴乡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和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纽带和桥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坚和核心。
一九二三年冬的一个晚上，董必武同志把黄安赴汉求学的大、中学生邀请到自己在彭杨公祠(武汉中学第二部)的住所，筹组赴黄安党团工作组，他们当中有五名党员，七名团员。董必武代表省委和学校党组织，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经过酝酿，大家共同推选年岁稍长的王健和董必武同志的胞弟董贤珏(觉生)，分别担任党团工作组的组长。当晚，一切布置完毕，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早乘船取道阳逻前往黄安，董必武同志亲自到武昌码头送行。
赴黄安党团工作组回到故乡大别山麓，很快在鄂东北的沃土上深深扎下了根。到一九二四年春夏，在黄安县的城镇和农村。马列主义的书刊《共产党宣言》等油印、传抄本广为流传，十月革命的信息被当作“庶民的胜利”受到工农群众的推崇，党的宗旨和主张与“三民主义”之类的标语，传单路人可见；“打倒帝国列强”、“反对不平等条约”、“禁销洋烟洋货”的口号，伴着文明戏的台词和山歌，民谣的传唱，此起彼落……董必武同志接读来自家乡的封封家书，总是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
“帆张必遇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安农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拉开不久，各处阻力较大。尤其宣传妇女剪发、放足一事，“时有族中大户肇事生端，栽桩发难”，他们“甚至不惜用假人命案往赤色分子脸上抹黑”。黄安党团工作组在上级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广泛开展了青年运动与新文化活动，组织社会各界有知识的青年和学校师生，集会讲演，扩大宣传。按照党的要求，结合农村实际，揭露反动当局，抨击封建势力，在农村兴办平民夜校，在县城扩充寒暑假青年进修班，等等，冲破各种阻力，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和革命势力。
一九二五年夏，董必武同志从北京返汉后，在准备赴广州之前，专程回黄安检查和指导工作。那是六月上旬的一天，董必武同志在张培鑫同志的陪同下，从横店下火车抄近路，步行到高桥的黄家田，和村中老幼谈叙到深夜，次日又去王兴六村找王健同志了解情况。一进村，就听书声琅琅。董必武同志走进这所新办的平民学校，站在一位蓄着短发的女同学身边问：“你叫么名字?多大年纪?”那个女同学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回答：“我叫王亚华，才满十八。”董必武同志点了点头，又转向另一个男同学：“这是你读的书?”说着，随手拿过他的课本。那个男同学忙解释：“我们读的书，都是王先生编的哩!”“好哇!”董必武同志兴致更浓，就翻开课本细瞧了下去。当翻到其中的一课，董必武同志停住了，嗬，果真是自编的油印课本，只见上面全是韵白文。董必武同志轻声念了起来，“长工苦，苦难言，吃了年饭卖犁弯。肩膀之上当大路，脚板底下冒青烟。五黄六月汗洗脸，十冬腊月伴牛眠。长年累得筋骨断，到头难扎活命钱。”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董必武同志赞不绝口。 这时，黄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王健同志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他，中等身材，虎实墩墩，高兴地向董必武同志介绍说：“这所平民学校，是按你信中的意见开办的，也是全县办得最早的。为了传授新思想、新文化，现在我们区的高桥河，栗林嘴、喻家垸、张家田、杨二港、帅家畈等地，也都办起了平民学校”。
“好，好。”董必武同志一边称赞着，一边和同学们招手告别。在一片掌声中，他步出这所平民学校。接着，董必武同志来到王健同志的住屋，高桥区的党团骨干分子早已等候在那里，大家热情地向董必武同志迎上来。他们之中有王秀松、江竹青、邓用忠、田开寿，夏国仪、熊帮山、帅瀚卿，余泽贤、占才芳、占宪庭、王实桥等，还有十几个叫不出名的，董必武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会议开始后，有五六个同志首先汇报情况，当有位同志提到旧县教育局多次阻挠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王健插话道：“他们把我们各地办的平民夜校污蔑为‘煽动宣传’。”王秀松也插话说：“他们不准办夜校班，我们就办白日班，他们不发教材，我们就自己编，他们不给师资，我们就自己选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