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深情回忆 我与陈赓相识在战场
1950年春，在越南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边界战役中，我认识了陈赓同志，并和他一起工作，而胡志明同志早在1924年底就已认识了陈赓(注：大革命时期，胡志明曾化名李瑞，任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他说，那时的陈赓是黄埔军校的一个年轻、聪明、活泼和非常能干的学生。
越南在“八月革命”胜利后的5年时间里，一直独立抗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围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胡志明主席于1950年初才有机会重赴中国。
胡(志明)伯伯到北京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见面时，他们告诉胡伯伯，毛泽东主席将在苏联会见他。
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毛主席会晤时，胡伯伯建议苏联为越南提供10个步兵师和1个高炮团的装备。斯大林说：“越南的要求不高，如果苏联和中国分工,一定能满足越方要求。苏联当前对东欧国家还存在许多忧虑，由中国先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国没有的装备，可以先将苏联提供给中方的装备援助越南，然后再由苏联偿还中国。”斯大林说：“中国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援助越南的装备是旧装备，而中方将获得苏联偿还的新装备。”>>>阅读全文
怀念陈赓
傅涯
转瞬之间，陈赓离去已42年了。这期间，他的神态时常浮现在我眼前。20多年相识相知、共同生活和战斗中的不少往事，至今难以忘怀。今年2月27日是陈赓同志百年诞辰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的思念之情，愈加浓重。
一
为寻求抗日救亡出路，我于1938年4月从老家浙江上虞奔赴延安，进入抗大总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在总校文工团当团员兼秘书。1939年经林老（林伯渠）谈话后入党。7月，我担任文工团民运组长、妇女组长后，即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5月，我们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演出。我们3个女团员到抗大训练部长王智涛家借道具时，“巧遇”陈赓，他在那里养病刚出院。听到陈赓在讲：“会昌战斗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想想自己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就装死了……”他的话引起我的注视。他没有丝毫的掩饰，既直爽又沉稳，我对他产生了尊敬感。
不久，我们团下他们部队演出，我们单独见面了。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有许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话是诚恳的。我考虑过：他有4种经历，上过军校，有知识有文化修养；在城市白区工作过，能不为酒色所动；被捕过，立场不动摇；打过仗，不怕牺牲。特别是他对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怀念，让我感觉到他对爱情的忠贞。我告诉他我有未婚夫（表哥）。他没有勉强，只是说：“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后来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行动常变，不易通信，而陈赓不变的诚挚信息不停地传来。
1943年2月，我们在太行三分区专署演出时，陈赓从一二九师师部打来电话，说要结婚。这期间我也收到表哥的来信，他不准备到延安。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马上结婚并无思想准备。陈赓在电话里批评我：“既然定了，你就别小资产阶级意识了。你快回来吧！我明天派警卫员带马来接你！”
第二天下午，陈赓在村边迎候。他表白了他的诺言：“一、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二、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三、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陈赓就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爱情专一而又乐观豁达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别人的选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在刘邓首长腾出的一间西屋里，陈赓打起结婚报告，我在上面签了字。组织部长张南生和刘邓首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早就议论过，都同意。他们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家是进步的，我哥哥秘密工作者的身份他们也知道，结婚报告当即就批准了。
婚后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在师部大院里请了二三桌客，就是多加了几个菜，和师长、部长等人一起吃饭，没有其他客人。我记得那天是2月25日。我的老领导罗瑞卿对我说：“你算找着了一个好人。”第三天，我们就出发回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军区司令部。
二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想快点为党工作。陈赓也看出了我的心思。我只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住了几天，区党委工作队就分配我到冀氏县（今安泽）去搞“双减”，建党建政。几个月后又将我一个人分配回桑曲村，与陈赓近了。他对我们发动群众很赞赏，鼓励我与群众同甘苦。他也很关心我，给了我一床线毯当褥子，还把报纸捎给我看，帮助我学习，真心希望我进步。星期六或从外面回军区司令部驻地时，我去陈赓那里住一晚上。有时一忙，很久也顾不上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佃中农毛毛家。因为司令部门口有站岗的，群众找我不方便。
陈赓是个大事讲原则的人，谁也不能动摇他为战争胜利所制定的原则，即便是亲密战友，以至恩爱夫妻，也是如此。他可以为战争付出个人的一切，但不能失去原则。
解放初期，我随陈赓南下，曾担任云南省妇委委员、省妇联筹备组代组长，工作很忙，又要料理家务，照顾几个孩子。刚刚解放的云南百废待兴，治安又不好。我除了上班，还要抽出时间协助陈赓做统战工作。经常有一些社会名流被陈赓请到家中，或到他们家里。经过他的说服工作，这些人重返工作岗位，为云南的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接待中，陈赓从不以胜利者和高官的姿态自居，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工作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
1951年三四月份，陈赓组建三兵团入朝班子时，他的左腿踝关节肿痛，不能立即赴朝。几位参加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大姐来看陈赓时说：“少奇同志在组工会议点了你的名。”但不说内容，故意逗陈赓。但最后还是告诉了他：“少奇同志说你们不要以为陈赓是个吊儿郎当的人，他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是表扬你呢。”的确如此。
陈赓外表看起来挺健壮，结婚以后我才知道他身上多处有伤。由于连年征战，解放后仍马不停蹄，从越南到朝鲜，恶劣的环境加重了他的伤情，战伤时有发作。对他的身体来说，1957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特别忙。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研究问题，半夜不舒服，洗冷水澡的时候摔倒在澡盆边，断了3根肋骨。我去火车站接他时，是用担架抬下来的。回到家里，只见胸部贴了一块很大的胶布固定，也不住院，只在家里休养了十几天。
这年9月，陈赓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0月间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参加海陆空军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上海回来，我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觉疲劳，跟我说：“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我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他嘴上这样说，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第一次心肌梗塞发作时亏得被小儿子发现，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他在医院住了3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不久，他就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无日无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他还有一大套“道理”呢：“工作不是算术，哪能分成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会不能开三分之一就休会，话不能讲三分之一停下来……所以一工作还是得上全班。”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摸破了。可以想见，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在坚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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