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张旗鼓地公布领导电话，公众也表现出热切期待，这本身反映了一种社会生态，即大小事情必须找政府，最好是找到领导。

    刚刚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要求将昆明市委、市政府副处长以上所有官员的职务分工和办公电话向社会公布。《昆明日报》用4个版面刊登了这些“领导电话”，报纸被市民抢购一空。从媒体的反响来看，基调是欢呼新官魄力，并期待他为多年沉闷的当地官场带来新风。不出所料，第二天便有人照着号码一一拨打，并统计“接听率”了。有人听也好，没人听也好，事情本身就是新书记和老百姓第一次通话成功。

    昆明公布领导电话一事，显示作为地方最高领导的仇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动力来源，在勤政和廉政两个方面，给庞杂的政府机构和官员施加新的压力。它也确实在政府和民间带来了震动，因为这样的措施表明了新的领导班子试图直接听取民意。不仅如此，副处级以上官员都公布电话，其效果会使民意的压力从基层的窗口部门，即所谓“街头官僚”那个层次，向中层以及高层延伸，使他们失去行政屏障，成为“裸官”。

    不难设想，这会促使当地政府官员改变作风。首先，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紧急事项，可能会更方便地通达领导层次，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而可能有的延误与扭曲。其次，上级将拥有了解下级工作状况的多一种渠道。再次，官员因此必须学会面对公众说话，包括直接对媒体和记者说话，那种“市长不是你说要见就见的”之类的阻挡将失效。最后，这自然对提高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的程度很有好处。

    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张旗鼓地公布领导电话，公众也表现出热切期待，这本身反映了一种社会生态，即大小事情必须找政府，最好是找到领导。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人几乎一辈子不必跟政府打交道而过自己的日子，与此前者形成鲜明对照。另外，政府的科层制结构，本来就是为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方便而设计出来的分工。如果公众都很熟悉这种分工而不会乱打电话，那当然最好。而如果很多电话都要打到领导那里，就反映了程序分工的失效。

    换句话说，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就越来越大，大到了谁都推不动的时候，只好要求大家都去听电话。这就是改革的新困境：单靠在行政程序上反复做文章以求吸纳社会矛盾，会使行政程序负荷过重而发生种种紊乱，既掌管一切而又管不好一切。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行政机构公布一切联系方式，特色在于非常注重各种事项的分门别类与程序上的详细指引，并尽量提供高科技的、人性化的联络服务方式。但是，一般不公布具体职位上的人名，这也是一种公务上的合理保护。另一方面，民意代表和政治领导人公布联系方式则是“入行”的基本条件，事实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反复寻求与公众接触。

    在我们这里，政府机构的办事作风与联系群众的态度仍然需要不断改善。但是，社会中存在如此强烈的各种诉求与期望，表明政府的信息进入渠道有待拓宽。但这不是靠行政部门的调整和公布领导电话能够根本解决的。改革人大系统和政协系统，使他们更广泛地发挥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政策辩论的功能，是迫切的改革需求。压缩政府职能、使市场和社会具备自我运行和调节的机制，其实是更根本的社会诉求。（郭巍青 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