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会风

    在《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一书中，有几篇文章谈到“会议桌前的邓小平” 。文章谈到，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时，作报告或作指示，一般都不拿讲稿，而且讲起来总是“逻辑性很强，条理分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大家十分爱听。有一次整顿党风，“他声色俱厉，词锋尖锐，指责我们有些干部进城以后，贪图享受，作风很不检点，甚至堕落腐化……他宣布组织的决定，有的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还有的受到另几种不同处分”。听部下汇报工作，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一尊塑像”，直到大家都不再说了，他还要问一遍讲完了没有，然后他的“压轴戏才开始登场”。邓小平同志开会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有一次开会，他只讲了9分钟就宣布散会，让所有的同志都感到惊讶。>>>阅读全文

    难忘伟人风范——河野洋平追忆邓小平

    有着日本政坛常青树之称的河野洋平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邓小平的两次会面更是他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１９７７年，河野洋平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在此之前我虽然多次去过中国，但鲜有机会得到中国高层人士的接见。不过，１９７７年的秋天，我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谈起邓小平，河野洋平的表情显得凝重而激动。他回忆说，在１９７７年那次会见中，年过七旬的邓小平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家风采。“邓小平向我们谈了很多政治话题，特别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论述令我震惊。当时的会谈内容通过媒体传向全世界，那是一次关于国际局势的非常重要的讲话，而聆听的对象就是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外国议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阅读全文

    不要误读了小平同志的“多做少说”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公众的质疑，面对社会或媒体提出的问题，一些官员表现出来的却是沉默或推塞，给人们被动应对的感觉。类似前不久重庆教委副主任在会上搪塞市民代表提问的事，人们早已屡见不鲜。这并非仅仅是个人水平能力的问题，更多情况下是默守了“多做少说”的“原则”。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常常认为“多说多错”，并把小平同志的“多做少说”作为“警言”，以防说错话被人抓住辫子，惹出麻烦。其实，这些干部恰恰是误解了“多做少说”。

    邓小平当年提出“多做少说”是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可见，“多做少说”针对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务虚问题，目的是要多办实事。>>>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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