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4日，在延安的毛泽东两次复信《大公报》驻陕西榆林记者杨令德，就他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短期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得知消息后，当即给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也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同志调查和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回信。毛泽东在第一封复信中说:“先生两信均已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杨令德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抗战敬礼！”在毛泽东两封亲笔信的信封上写的是“榆林吕二师下巷……杨令德先生……毛缄”，邮戳是“虞施”的，虞施就是延安。“吕二师下巷”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老宅。1943年6月，杨令德曾从陕西榆林到重庆，路经延安时，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杨令德也曾说起过他自己是怎样进入新闻行业的往事。
从1928年开始，杨令德看到天津《大公报》在西北各地拥有许多读者，就开始给该报投稿，均被采用。1931年，他在绥远自己办起了报纸。恰在此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到绥参加“民生渠”的放水典礼，并特别约谈杨令德，对他鼓励了一番，请他继续为《大公报》写稿。通过这次谈话，他认识了张季鸾，且坚定了他终生矢志新闻事业的志趣和信心。
自从张季鸾与杨令德谈话后，《大公报》每月付他14元薪水(以后逐渐涨到60元)，从此他成了“大公报的人”。
1936年7月中旬，《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到绥远，也与杨令德深谈一次，多加鼓励，临别时，胡交待他一件事，说“报馆不久要派一个人来绥远”，但没说姓名，只是嘱他好好接待，尽力帮助他采访。后来，是范长江和孟秋江来了，他还带着张季鸾写给杨的亲笔信。可见《大公报》对范长江的塞上之行的重视。范长江、孟秋江在绥远就住在杨令德的办公室。8月中旬，范长江、杨令德又分别来到了北平。杨令德在其14日的日记中写道:“范长江昨偕孟秋江从天津到北平，今日上午约我吃饭。据说因为我来，特意由天津赶来，盛意太可感了。……长江把他在《大公报》发表的通讯，加以整理，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今天以装订甫就之样本赠我一册。书尚未出版，我是先睹为快了。……他虽然出版了一本书，署名仍用长江，没有用真名(范希天)。他这简直和鲁迅、巴金、茅盾一样了。他的态度很好，本来胡政之先生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对他多所揄扬。书已经印好了，他又把‘序’抽出未用。他自己说，这些通讯各地朋友的功劳居多，他只不过写一写而已。虚心可爱，这个人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大公报》津版、沪版停刊，杨令德一度中断了与该报的联系，直到1938年初他在陕西榆林才与汉口《大公报》联系上。榆林是张季鸾的老家，张让杨住在他家，并印了“汉口大公报”的名片。因在战时状态经费吃紧，所以汉口《大公报》每月给杨的薪水减到30元。
1943年6月，杨令德到重庆，见到《大公报》渝馆经理曹谷冰。这次，曹经理给他印了“大公报特派员”的名片，其中“大公报”三个字是按《大公报》报头的隶书制版的，苍劲有力，使杨深受鼓舞。
杨令德虽然没有在《大公报》本部上班，一直在陕西、内蒙一带采访，但他始终视自己为“大公报人”，并以此为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杨令德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1985年10月21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0岁。(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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