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阅读条件的好转，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更加广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时常涉猎。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他很欣赏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逄先知在《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一文中也说过，中国佛教的几个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曾经读过。“对于禅宗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泽东更注意一些。”
慧能（638—713），禅宗六祖。《六祖坛经》记载了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示门徒的言教。毛泽东为什么对慧能的思想比较关注呢？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对与会者介绍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
慧能著名的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典型地体现了其唯心观点。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这样就可以解脱苦难。林克回忆：毛泽东说，慧能的四句偈语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神秀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慧能的这四句偈语就是针对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请人代书的。他们两人的偈语都是因弘忍选择接班人而作。比较起来，弘忍更赞赏慧能的体悟，于是选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
站在哲学史的高度对佛教历史典籍进行评价，是毛泽东读这类宗教著述的特点。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中写道：“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对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给予肯定，认为他的佛学文章“已如凤毛麟角”，因为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来研究。再如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他还认为“柳子厚（即柳宗元——引者注）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除了从哲学史的高度谈论慧能的佛学思想外，毛泽东还注意到慧能思想的大众化特点，进而对佛经进行了不同类别的划分，认为慧能的《六祖坛经》“是老百姓的”。这种看法确实令人耳目一新。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却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
据《六祖坛经》载：“惠（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慧能原本是一个家境贫苦、出身寒微的老百姓。毛泽东说他的佛经是为老百姓的，可见与他的家庭出身也是有关系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还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了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另外，据林克回忆，毛泽东还谈到过慧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
毛泽东对佛教和六祖慧能的评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任何思想和思潮，都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一切外国的东西传到中国后，都应当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作者张铁军，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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