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在我国文学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成为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

    郭小川当过王震的机要秘书，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他一手拿枪，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一手拿镐，挥汗开荒种田。同时，他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战场上响亮的战斗号角，鼓舞着战士奋勇杀敌。人们亲切地赞誉他为“战士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成为新中国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５７岁时，便英年早逝，令人极为惋惜和痛心。

    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中，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

    １９５５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人的观点有分歧，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遭到大批判和斗争。

    当时，郭小川年仅３５岁，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是左派人士。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

    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从此工作任务更重，责任更大，面临的难题更多。

    最让他感到头疼的难题，是当初那桩“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因为，曾经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丁玲等人，始终认为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处理不当，不断找郭小川申诉，反复要求复查、甄别、平反。郭小川无权决定，只得如实提请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研究处理。

    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成立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受理此事。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调查组初步认定：丁、陈二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反党集团。调查组将复查结论初稿交作协党组讨论，作协党组让郭小川对初稿加以推敲、修改。

    对郭小川来说，这是大难题和苦差事。因为“丁、陈反党集团”当初是中宣部和文化部主要领导定的调子，如今查明不是反党集团，又让作协党组提出修改意见，明显是矛盾下放。

    复查结论如何措词，确实让郭小川伤透了脑筋。

    加之，郭小川一年来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现实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他曾经反复琢磨：既然反党集团的帽子成立不了，那只能换顶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也许上面好通过。

    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为丁玲等人写了一个犯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甄别结论。谁知送到中宣部审查，通不过。郭小川顿时陷入困境。

    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周扬听到有人提出有关丁玲等人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一词，颇感兴趣，示意郭小川按这一折中用语修改结论。郭小川领会精神，如释重负，迅速照办，并在结论草稿里顺理成章地提出向丁玲等人道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全党轰轰烈烈掀起了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各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上挂下联，深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系统当然也不例外，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

    郭小川有口难辩，苦不堪言。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底，他被迫在作协１２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违心承认：“我写的丁、陈结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文件，我不仅把丁、陈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还要党组织向他们道歉。”

    两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一首长诗《一个与八个》，主题是写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视为敌人关押审讯。后来，一次遭遇白匪进攻，被关押的同志奋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只有几个人死里逃生。郭小川十分慎重，诗歌草稿完成后没有急于发表，而是送著名诗人徐迟、臧克家等人过目，征求意见。他们都赞不绝口，说是好诗。半年后，他才小心翼翼地送文化部领导审阅，渴望领导指示。周扬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说有人不赞成这类题材。

    然而一年多后，全国阶级斗争高潮重新来临，到处大批彭德怀的“万言书”。作协机关乘机把这篇并未公开发表的诗稿，赶紧打印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散发，并且开了大小批斗会七八次，批判郭小川“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有的领导人甚至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反右斗争中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写的！”“如果当时发表了，可能划为右派分子。”

    作协党组也严厉指责：“郭小川的错误是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几次检查均不深刻……”

    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郭小川表面上承认：“这是严重的颠倒黑白，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但内心一直想不通，也不服气。他彻夜难眠，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调到作协工作。

    当时，他曾经暗中找熟人关系，想设法脱离这个复杂的环境，愿意到湖北王任重书记或广西刘建勋书记手下工作。

    王任重熟悉郭小川，欣赏他的才华，愿意接纳他，曾劝文化部领导放他一马，让郭小川到湖北省委当秘书长。

    结果令郭小川伤心的是，事情传出去后，不仅工作没有调成，反而罪加一等，竟被无端批判为：“背着领导搞非组织活动，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和党离心离德。”

    郭小川再次忍气吞声，违心地表示：“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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