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而言，来自外界的批评并不足惧，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来自外界的吹捧。一个很大的、常常被忽视的风险是我们变得过于自满。
面对过去一年中海外庞杂零乱的“中国叙事”，笔者确信，将这些报道和评论整理成含有某种秩序的整体，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透过那些纷纭的、带有震惊、担忧和惶惑等情绪的反应，我们勉强可以说，西方主流舆论正在形成比较清晰的判断，那就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
上升的中国
对于中国是不是正在成为“世界大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国内的观察家还是国外的观察家，在下判断时总是迟疑的。在国际关系学界，世界大国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具有全球规模，进而在世界秩序中处于主导性地位。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是不是世界大国，除了具备这些基本的规定之外，还应当加上一个规定，那就是这个国家对于解决全球性争端，对于既定国际秩序的存续和变革，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并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对于后一点，是有很大争议的。
在整个90年代，受“韬光养晦”观念的影响，中国埋头于“干自己的事”，也就是经济建设这件事，当此之时，我们是拒绝世界大国的定位的。包括笔者本人，都不同意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2007年，英国《经济学家》在其“2008年世界展望”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Pax
sinica）的元年。其理由是，在2008年，中国将首次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方面超过美国。同时，中国还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进口规模也将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经济的国际关系含义来说，国际经济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用《经济学家》杂志文章的话说，是“上升的中国，下沉的美国”。当然，《经济学家》并没有说，这场革命已经完成，而只是说，处于“元年”。在这一年里，世界银行修正了关于中国经济规模的统计数字，但是仍然坚持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
该判断立即动员起了西方舆论。有影响的美国时事评论员、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说：“关于中国将成为全球大国的沸沸扬扬的预言已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现实。”他说，2008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很可能会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他的话几乎是对《经济学家》中国判断的复制：“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想想一年来的事实吧。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五种基本食品中的四种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均超过了美国。不论是贸易、全球变暖、达尔富尔问题或朝鲜问题，中国都已成为新的未知因素，缺之，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扎卡里亚的这个描述，可以看作是用准确的国际关系语言对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这一事实的描述。
变化无处不在
考虑到西方舆论在全球舆论市场上的霸权地位，我们应当把《经济学家》和《新闻周刊》对中国的描述看作是海外中国观的代表。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描述归之于怀抱某种图谋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些评论都注意到了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其代表性句式是：“既强大又脆弱，这就是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的标题就是“一个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个修辞严谨的判断，几乎是2007年西方对中国描述的通用句式。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组由16篇报道和评论组成的“中国面临的挑战”的特刊。特刊中，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麦格雷戈的文章标题是《可怕但又脆弱的巨人》。该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的文章标题是《存在诸多矛盾之处的一个21世纪的故事》，他写道：“我上一次来北京是在1999年。如今，北京给人的感觉是，它已经化蛹为蝶，有点像柏林墙倒塌不久后柏林的状态。不同点在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正在以快得近乎无情的速度抹去以往的痕迹，这使得它新呈现出的光彩照人的一面更多地是一个迷人的前景，而不是确切的现实。”
我相信，他的这个感觉是有代表性的。不仅仅是外国人有这种感觉，即使我们这些居住在北京的人，对身边的变化也有同感。速度令人眩晕。以至于我们时常觉得这些变化有那么一点不真实，或者说，这些真实的变化由于速度太快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模糊，像是幻觉。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上述中国叙事，都要承认，这就是中国在他们眼中呈现的面貌。如果这些呈现形成了他们国内的舆论大潮，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应对如此形态下的中国。因此，对于他者的眼光，我们不能一味地采取拒绝的态度，或者像有些人习惯上所做的，只是简单地视之为“恶意”和“阴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正以很快的速度融入世界，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融合的速度变得更快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短短五年间，世界体系已经强烈地感知到中国的影响。这在西方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焦虑情绪。而在国内，面对快速发展的情景，我们也有焦虑，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不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
在改革中融入国际
感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现实。这一现实就是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到世界体系中来。而且，我们的进入采取的是符合国际既定秩序允许的方式：从经济角度看是市场化、自由化的方式，从政治角度看是遵守国际规则、维护战后体系。但是，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即使完全采取“善意”和“顺从”的态度，也还是对现有体系构成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确实需要发展出新的力量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都与改革有关。
首先，改革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对于来自外界的批评甚至敌意，抱以一定的善意，避免一触即跳，以牙还牙。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都无法避免被他者审视，挑剔和批评在所难免。如何怀着善意化解融入世界过程中带来的压力，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这需要我们对自身的力量及影响有一种自觉。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形成对力量的控制和管理。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里，中国获取的力量不只是属于中国，它势必会外溢进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力量的一部分。最终，我们需要与世界共享这一力量。这一力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体系思维或世界思维。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在思考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时，需要特别警惕将情绪介入的民族思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甚多。
其次，改革我们对全球化的态度。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我们总是认为，全球化只是我们之外的一种环境因素。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重要推进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运动之所以加速，与中国参与了这一进程相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之一。同时，全球化也是中国发展的条件，是文明成长的条件，只有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才有可能和平地成长为世界大国，中华文明才有可能迎来新的转型和第二次壮丽的日出。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华文明有可能变得普世化。所以，全球化已经内在化了。而支持全球化，避免全球化倒退，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就是避免我们自己倒退。
第三，克服自满，勇于改革。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而言，来自外界的批评并不足惧，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来自外界的吹捧。一个很大的、常常被忽视的风险是我们变得过于自满。目前，中国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在这样的暖风吹拂下，国内部分精英感到很舒服，对严峻的挑战视而不见，他们宁愿维持既得利益格局不变。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自满往往导致精神领域的封闭，导致改革兴趣的下降。事实上，中国尚有诸多“窄门”要过，中国模式也远未完成。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成为世界大国之路变成改革的阻力，相反，它应当是动力。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才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文/东方更夫
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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