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村屋被保留下来？原因就在于村屋的主人拥有法律保护的产权，在与开发商的谈判中，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房屋的售价低于市场价，他可能选择不卖、不搬。而开发商也是如此，如果他发现这些前期的开发费用远大于今后可能取得的利润，他也可以不做这单生意。

  　但是，在内地，为何越来越少这样的村落呢？是因为开发商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同时加大，谈判就成为强势方的决定。没有一个村落可以自发或者凭市场的力量保存下来。一些开发商屡屡与权力相勾结，从而出现反复滥权行为，很容易就能实现对市场的操控，一夜暴富，其富豪人数占据了中国富豪榜的多数位置。

  　曾经看过有关郑筱萸案的一篇评论，文章把围在郑身边的那些药商称为“野蛮资本家”。野蛮资本家的共同特征就是，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政治上有一定的背景。他们甚至可能获得“红顶帽子”。他们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普通民众的利益，只要所得能够大于给官员的行贿费用，野蛮资本家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大。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报告说，到2007年底，开发商通过规范渠道的囤地规模约为8亿平方米。从理论上说，开发商囤地是需要成本的，不仅要付融资的成本，而且还有被回收的风险。但为何开发商敢这么做，因为他们有相应的渠道可以拿到便宜的土地，可以蒙住土地监察部门的眼睛。一句话，就是有权力为资本效劳。

  　许多人认为，《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出台可以有效遏制囤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有些乐观。我国自1996年实施土地储备制度，新规其实对具体操作流程和相关管理办法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当然详细的规定会增加钻空子的成本。但办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的可能。办法中没有规定不经过土地储备的地皮出售是违法的。办法也没有规定如果防止土地储备中心自己囤地的行为，因此，根本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

  　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曾广泛出现在南美洲、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远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损伤。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法规和管理机制不完善，或多或少会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勾结，利用市场体制缺陷和管理不规范，设定市场游戏准则、垄断一定的资源、盗窃公共财产、实现权力资本的价值增值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要一个权力资本化下的市场经济还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答案不言而喻。但是如何从一端迈向另一端，徒法不足以自行，斩根则需要有完善的制度相配套。（吴木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