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爱女独伊在莫斯科的合影。

    瞿独伊，曾用名沈晓光。１９２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在苏联生活，１９４６年分配到新华社工作。１９５０年３月，她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１９５７年回国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１９７８年后，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１９８２年离休。

    瞿独伊回忆，母亲不让她简单地叫父亲为“爸爸”，而一定要喊“好爸爸”。瞿秋白常常说起母亲自尽的事

    在福建长汀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矗立着一块坐北朝南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少有树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其中有株生长得郁郁葱葱的柏树，这是１９８４年９月间，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悼念父亲时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１９３５年，瞿秋白在长汀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牺牲那年，瞿独伊才１４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１８９９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他在故乡整整生活了１８年。常州武进瞿氏，门第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层，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有实职，早就穷了。瞿秋白幼时依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他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天资。他自幼喜欢诗词，精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写诗做词。待年龄稍大一点儿，他就喜欢与“名士化”的少年一起切磋。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他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１０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使得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困窘时，父亲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着秋白等小孩子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困了，连租房的钱都没有，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父亲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１９１５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的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虽然有时同学来坐坐，他也偶尔到环溪大姑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里）枯寂独处，这对一个才１６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又降临到瞿家——１９１６年春节刚过，正当瞿秋白在无锡表姐处联系工作时，他的母亲却突然自杀了！

    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瞿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到大哥瞿世琥处。却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们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为这个缘故，亲友们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帮助。瞿母想：唯有自己去死，才能换来亲友对孩子们的照顾。所以，在春节前她就准备自尽。趁丈夫和瞿秋白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让大女儿轶群去舅舅金声侣家。她让还不懂事的二儿子阿云买来一封红头火柴，把剧毒的火柴头全部剥了下来，然后就选择服毒的日子。除夕家宴，她特意做得很丰盛，丈夫与孩子们都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之处。正月初五的夜里，她吞服了用烧酒拌和的火柴头，次日离世。

    这一悲剧给了瞿秋白最强烈的心灵刺激，使他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瞿秋白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此事时，都要沉默很久。母亲在世时，瞿秋白最爱也最能体贴母亲，母亲也最疼爱这个长子。家庭拮据时，母亲决定让他辍学，找个教学工作，挣点钱，分担家里的困难时，他也顺从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体会母亲的心情，替母分忧，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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