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有关部门之所以对一些问题反应迟缓，一些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披露或发布出来。在许多地方，对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的报道，是明文规定要加以限制的，如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报道一些较重大的本地负面新闻，要经主要领导批准。而媒体由于没有得到批准，就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批评处分的，远不是个别。在有的地方，有关部门更是异想天开地想对口头传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规定干部不许传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的“封与捂”往往是在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担心如实报道会引起群众恐慌、怕被坏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披露上人为地设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区”。殊不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其次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信息披露还只是最初步骤，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多少年来，“这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凡是遇到消极现象，一定是“极少数的”、“极个别的”。令人惊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极少数”的网页居然有三百万之多，含有“极个别现象”的网页也有46000多个。可见这两个词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人们广泛使用的程度。但这种笼统含糊的结论是披露人自己调查得来的结果？还是进行了数据分析后的结果？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在他们宣称某些事情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时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数据证明。多少算“极少数”，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支撑这种说法的，仅仅是一种惯性的表述方式。

    “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由于是“极个别现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严重性被去掉或过滤掉了。比如一些恶性事件中，我们既听到过“这只是极少数现象”的说法，也听到过“这只是打击漏掉的死角”的说法。体制上的反应迟缓，甚至体制性的麻木与冷漠，正是这种信息解释的严重后果。

    最后是“不危害稳定、不向公众公开”的信息反应逻辑。不久前，国家环保总局一个业务部门负责人在谈到环境污染时说，一些地方环境整治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企业之所以“三不怕”，又是因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实，不仅是在环境问题上如此，在许多其它事情上也同样如此。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成一个问题。这样就给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你只要不闹出响动来，就不要指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说，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与政府的这种反应逻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要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另一方面，这种处理方式又会在某种程度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有效的信息反应机制，是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反之，如果不破除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屏蔽机制，我们就不会形成一种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行有效处理和应对的能力。

    (作者孙立平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