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后来被驱逐的苏联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说这是“狗咬狗，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是分赃不均打起来的。”6月22日，冯玉祥公开转向蒋介石一边，要求武汉
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分离。鲍罗廷的火气很大，他把国民党比喻为“马桶”，“尽管你经常冲洗，可它仍旧散发着臭气”。但是让武汉的汪精卫下定决心的还得说是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竑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划上了句号。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 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九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
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一反应：撇清自己，12月14日的《真理报》上含沙射影的说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张的名字与汪精卫栓在一起。
经过长征颠沛流离生活的红军在1936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的他们还举着“抗日反蒋”的大旗，西安事变发生后却变成了“联蒋抗日”，根据解密的俄国档案在这背后是莫斯科来电的影响。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已经在西安的周恩来，电报内容与莫斯科来电相似。
斯大林的两封电报：毛赴渝谈判的背后力量
1945年蒋介石摆出的重庆和谈是场做给天下人看的鸿门宴，毛泽东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蒋三次电邀，前两次均予以拒绝。但第三次答应了，并于8月24日，复电表示同意赴渝谈判。这背后是斯大林的压力。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胸中的怨气。1956年，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
苏共二十大：解除“紧箍咒”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在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说他毁灭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对毛泽东来说非斯大林化如同解除了“紧箍咒”，这一点长久以来不被人重视。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电波遥控着中国革命（比如上文提到的事件），而且苏方的态度很傲慢，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由此多年来积累了许多矛盾和怨愤。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毛泽东有理由高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夏商周 2008年第1期《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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