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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多年的学生讲述真实的季羡林———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红高粱饼子
是主食，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经过两年的苦练，季羡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而是一页，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季羡林打开绪论一看，老师在第一个字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个字的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统统不要。
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
季老最近一直强调：我经常说，我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这都是实情。能够有点小名小利，自己也就满足了。但是季老分明是举世闻名的大学者，温家宝总理誉他为“人中麟凤”，“人之楷模”，他想摘掉三顶桂冠，似乎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依然尊他为泰斗。那么，从“少无大志”到学界泰斗，季羡林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
我认为，其实季羡林实现这个转变的原因，也就是他成功的原因，是两个相反的因素：变与常。
-第一次变：求生存父亲将其过继给了叔父
所谓变，是季羡林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关键性的转变。
第一次是被动的转变，发生在他六岁时。这次转变是客观的，即生活环境的改变。季先生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这是鲁西北一个非常有名的贫困地区。先生家庭更是贫穷。祖父季老苔，父亲一辈兄弟三人：父亲季嗣廉，叔父季嗣诚，另一个叔父因为家里养不起，自小就送了人，改姓了刁。父亲和叔父两个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怙无恃，孤苦伶仃，饿得受不了，便到村南头别人家的枣树林里，捡掉在地上的破烂干枣充饥。
为了找一条活路，兄弟俩闯荡到济南，叔父好歹在济南立定了脚跟，父亲则回家务农。但叔父很快失了业，不得不流落到关东。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用身上仅剩的一元钱买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一下子得了几千两银子。季家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季羡林父亲在老家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瓦，父亲性子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砖瓦卖给他，他愿意付高出几十倍的砖瓦钱。最后，高价买了旧砖瓦，盖了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不久，季家偶然的事情又发生了。原来他父亲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类人物，不善于聚敛财富，却喜欢仗义疏财。手中有了钱，便忘乎所以，5天到外村赶一次集，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客，给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吃饭人埋单。不久，家财散尽，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东房、北房也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如珠玉，卖出时如粪土，一场春梦又成空，季家又成了破落户。
季先生记事的时候，家中已经非常穷了。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粱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
叔父从东北回到济南，重新立定脚跟，叔父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惠林。因此父亲和叔父一商量，便把先生送到济南，过继给叔父。当时，先生6岁。
季先生自己说当年如果不是叔叔将自己带到济南，自己能否活下来都是不一定的事情，更不可能有现在的自己。
-第二次变：得恩师叔父为他亲自编了《课侄文选》
第二次转变是得遇良师，激发了学习主动性。
到济南后叔父就把季羡林送往私塾，但由于他异常顽皮被先生赶出私塾，然后被送往一所小学读书，或由于叔父对教学的不满或由于季羡林自己的顽皮，又一次转学，到小学毕业时又上了一所最“烂”的中学———“正谊”中学。季羡林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叔父对季羡林的管教极严，在家里要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他亲自给季羡林上部分课程，课本是他自选的理学文章，编为《课侄文选》，是给侄子上课的课本。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先生在该校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提倡读经。季先生的国文教员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先生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先生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先生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先生。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意料。有意思的是，王寿彭作为前清进士，因名字中隐含有“寿比彭祖”，而被慈禧太后垂青，中状元，进翰林。他提倡“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是一个保守的人物，但在给一个中学生写的扇面上，却题写了“羡林老弟正”，下署“丁卯夏五王寿彭”，一点也不摆“大家”、名家的架子。这不能不使先生激动。
1930年，先生高中毕业，到北京同时考上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