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调研，尤其是在乡镇层面调研时，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访谈到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靠“拳头”吃饭，不过因其不像黑社会那样具有严密组织和“专业”分工，尚不构成黑社会，不妨称之为“灰社会”。灰社会的表现形态因各地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村庄基础)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度与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在关中的农村地区，以古都镇(化名)为例，人们称这种人为“歪人”或“二道毛”。

    “歪人”一词好理解，即指“不正之人”。问及这种人的特点，村民普遍认为这种人一般好吃懒做，爱打架，敢玩命，大祸不犯小错不断，村干部不敢管。“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更敢“玩命”，做起事情来手段更凶狠，一般在邻近乡镇都比较“有名”，比“歪人”影响范围大。但“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讲“义气”，若不惹他们，他们一般不惹普通村民。

    诚然，“歪人”与“二道毛”往往是身强力壮者，而且打架的“功夫”也确实比较强。但是，“歪人”与“二道毛”毕竟总是少数人，难道那么多村民都打不过这些区区“少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歪人”与“二道毛”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村民的合力。但问题是村民不可能团结起来面对“歪人”与“二道毛”，在“只扫自己门前雪”的逻辑下，村民往往只会是单家独户地面对这些人的“拳头”，这样，“歪人”与“二道毛”凭借经验，很容易就解开并学会了利用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核心机密:团结才有力量，组织起来的少数能战胜无组织的多数。当这些“多数”只是马铃薯时，甚至不需组织起来，而只需要一点点身体暴力就可以让这些“多数”保持沉默了。

    这样，在客观上，村民善分不善合构成了“歪人”或“二道毛”横行其道的社会基础，他们不用担心面对这些团结不起来的“大多数”，而可各个击破。而且，非但如此，不少村民在暴力逻辑上实际上还与“歪人”或“二道毛”一致。用古都镇一个老干部的话来说，就是“农民最怕暴力，又最爱暴力”。在遇到纠纷自行无力解决时，不少村民往往首先想到向跟自己关系好的“歪人”或“二道毛”寻求支持(当然这或许跟部分村民对派出所、司法机关等充满不信任感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歪人”或“二道毛”自然既有“根基”又有“市场”。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灰社会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群体。基层干部该如何处理与灰社会的关系？是水火不容？还是“警匪一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基层干部与灰社会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态和原因。以古都镇为例，因工作需要的原因，该镇的综治办主任兼司法所所长兰州跟“歪人”或“二道毛”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兰州在谈及如何跟这些人处理关系时表示，秘诀在于“中庸处世”。具体地说，与“歪人”或“二道毛”关系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距离近了以后，难免会被“拉下水”，这将直接面临着被绑上“歪人”或“二道毛”的“战车”而翻车的危险。若距离太远，甚至完全没有往来，就会让“歪人”或“二道毛”产生恐惧。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一个基层干部与之一点交情都不愿讲的话，很可能意味着这个干部要对自己下手，或者至少是随时准备跟自己过不去的。与其让干部先下手，跟自己过不去，不如自己先下手，找点事情跟这样的干部过不去。故而，在调查过程中，虽然兰州反复强调跟“歪人”或“二道毛”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近，也不能太远，相反，见了面最好很客套地打个招呼。

    这样，基层干部与灰社会保持适度距离，就成了一种比较微妙的平衡，中庸处世就是这种走钢丝般的平衡原则。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每个干部都能很好地把握好这种平衡。在其他压力或利益驱动下，一部分基层干部会不顾这种平衡，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近几年以来，地税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不愿亲自到集市上收税费(农贸市场主要是做小生意的农民，收税收费均较麻烦)，就由“歪人”或“二道毛”代劳，这些人“一打二骂三拿东西”，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如果将乡村看作一个类似于生物群落的政治生态系统的话，那么其中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是这一系统中的基本群体，而灰社会则是这一系统中特殊的边缘性群体。通过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对灰社会的反应，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透视乡村政治生态系统的独特视角。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灰社会本身的行为方式及其生长机制，还可以看到基层干部个人人身安全和职业利益与普通村民、灰社会的复杂关联。同时，隐藏在日常乡村政治生态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运行逻辑，也在此视角下可见一斑。所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抑制农村灰社会势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保障。如果新农村建设只局限于物质工程的建设，那么乡村灰社会仍会存在，并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出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