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保护主义政策促进了进口替代简易阶段的完成,到1950年墨西哥制造业已经能提供93%的非耐用消费品,但在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相当小,墨西哥的工业发展仍需要大量进口,其费用只能由
出口来负担。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工业部门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产品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不仅制约了制成品的出口,而且也妨碍了初级产品的出口,因为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农业受到歧视。
农业发展失衡。墨西哥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服务于与美国毗邻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现代商品性农业,而忽视了中部和南部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因此,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农场主和跨国公司,小农经济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减少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农业增幅有所下降。无地农民与大地产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失业状况严重。墨西哥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本密集型部门,生产的增长往往出自机器和技术上的投资,而不是来自雇佣更多的工人,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墨西哥出现了惊人的失业率,到70年代中期,公开失业率约10%,但未充分就业率或许高达40%,实际失业率为20%左右。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并没有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社会矛盾突出。这一时期,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基尼系数在1950年就高达0.50,到60年代末升高到0.567。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下层民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尽管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不满在性质上有区别,但都形成了与政府的对立,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
政治体制呈现出僵化性,政府与私人资本的联盟损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墨西哥独特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越来越呈现出僵化性。腐败成为墨西哥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顽疾。在60年代奥尔达斯执政期间,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密切结合使税制改革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通过的税法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
国际经济出现低迷,世界左翼运动高涨。1967—197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萧条时期,世界经济的低迷不能不影响到经济依附性仍然较强的墨西哥,而西欧、日本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包括此前的古巴革命和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大规模的左翼学生运动都对拉美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和示范作用。
墨西哥:
|
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
二战后到1970年
|
|
国民生产总值
|
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9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5%;197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93美元,增长率为3%,制造业生产年均增长为8%,同时农业生产在4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8%,1950年至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1%。
|
|
城市化水平
|
1940年墨西哥68%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到1970年降到42%。
|
|
人 口
|
1950年,墨西哥人口为25791017人,1980年达到66846833人。根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称,墨西哥目前总人口达1.033亿。
|
|
国土面积
|
近200万平方公里 |
借鉴: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长期以来,墨西哥体制奉行的政策是鼓励一种将财富集中在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手中的政策,该政策要求通过促进出口农业的发展换取必需的外汇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结果就演变为剥夺农业、财富分配不均、作为进口替代政策结果的经济依附。这不是一条真正的发展道路,只能带来更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内部市场发展的限制。
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并容易导致各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和利益集团的冲突。在此形势下,就需要政治制度的灵活性和设有多元利益的表达机制。
在发展中国家混合经济体制中,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制约因素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实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必须谨慎处理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关系和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关系。
实行民众主义政策,不能牺牲经济增长,重视眼前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
在现有经济财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分配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开支大大超过了税收收入和生产所得,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 (作者:韩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