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科学事件，在舆论的发酵下，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地演变成了事关公民权利的公共事件。既然关涉权利，法律就不能缺席，司法自然成为当事方主张诉求的最佳途径。所以，从法治的视角考察华南虎事件，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值得欣喜的结论：当事人纷纷诉诸法律程序，正折射出司法在处理社会冲突中地位的提升，隐含着社会上法律权威的生长。

    现代社会，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冲突，法治的标准就在于在处理社会冲突时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弥尔顿所言：“法律永远是社会最高的权威。”当当事人深陷口水战而事情真伪隐晦不明时，当地方政府部门被打上利益驱动的怀疑烙印时，当记者赴实地暗地采访被强行终止时，公共领域内权威的缺失必然促使人们转向法律，司法成为满足公众知情欲的最后权威。其实，在这样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人们之所以选择法律途径，并不在于个人权利的主张和救济，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借助司法程序推动事态的发展。拿华南虎事件来说，司法本身并不能给公众一个真相，法官无法用“法眼”鉴定出照片的真伪，更不能判定华南虎是否真的存在。但司法介入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排除由政府部门“闭门造车”式的自我鉴定，可以超脱口水战中的利益各方而寻求独立、中立、无利益牵涉的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鉴定，更可以以透明化的司法程序将真相的还原过程展现在大众面前。这样的效果直接来源于司法独有的权威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深刻反映出司法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无法彻底脱离与法律的关系，难以调和的论证最终也都将转变成司法问题，这甚至可以说是法治形成的一个标志。对于意见冲突的公共事件，人们对司法权威的期待大于他们对行政权威、专家权威等其他权威，原因在于司法所秉持的中立、理性、公正不仅能赢得公民的高度信赖，而且能够让司法系统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具有至高的权威和影响力。这些年，虽然有冤假错案一次次考验着公众对司法的信心，虽然有深陷地方政权格局难以独立的体制制约着司法公正，但人们对于司法权威的期待从未减弱，很多类似的社会公共事件，最后发展的结果总会归结到司法程序上来，这本身说明司法在处理社会冲突上越来越显现出其独有的权威性。

    当然，如果从微观司法的角度分析，华南虎事件中的法律是非却比较复杂，司法机关或许并不能给出一个公众所期待的结论。比如郝劲松的诉求，其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其所谓受到损害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确认，其诉求主张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现行法律上说都是没有定论的，其以精神伤害为由向国家林业局提出的行政复议，更是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司法最终的结果就很可能采取巧妙规避的态度和方法，而不会真正介入真相的调查。这少不了会让很多人失望，甚至从一开始就对这样的诉讼并不抱太多期待。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华南虎事件也在考验着传统中国司法的智慧与勇气。

    但是，即便在华南虎事件中，司法机关最终不能推动真相的调查，也丝毫无损于司法在公共事件中的价值。毕竟在我国，司法并非处于“能动主义”的立场，对于习惯了“就事论事”审判传统的中国司法而言，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并不像美国司法系统那样善于“扩张”。重要的是，社会公共事件一再进入司法视野，本身就回应了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渴望，也正是在漫长的司法成长过程中，我们才逐渐感受到司法存在的价值。(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