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1938年，当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有多次不广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间在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底长谈；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与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坦率地讲叙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后，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远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居家北京城内崇文门英子胡同。他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民国后，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南北统一政府时，他与沈钧儒一起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的秘书，其间仍自学哲学，特别是佛学，由浅及深，确有所得。这时候，他的本家兄长梁焕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杨怀中，湖南人，常来梁漱溟家。一来二去，特别是在交谈中。梁漱溟得知杨怀中是对哲学研究有素的专门家，且在北京大学任教，就常常向杨讨教，纵谈哲学问题，彼此逐渐相熟。民国六年（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虽然年龄相差甚大，梁同杨竟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又成为忘年之交。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在延安，毛泽东与梁漱溟两次彻夜长谈，欲罢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济宁接到老朋友张群先生转来的蒋介石邀梁去南京的电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谓“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参议会”的。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
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
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