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丰富，也是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这是我们党总结近30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方针，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问：如何正确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
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丰富，也是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课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关键是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基础，但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不能仅仅用资源配置效率来衡量，还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不仅要靠完善市场体制来解决，还需要在完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进程中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使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问：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哪些紧迫要求？
答：集中反映在：一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是加强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基本途径，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挖掘农业自身潜力与工业反哺农业结合起来，把扩大农村就业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结合起来，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稳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五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深化区域分工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形成工业化、城镇化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国土开发格局。
六是调整内需与外需结构，逐步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型增长机制。统筹协调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统筹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统筹协调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参与全球多边、区域合作的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问：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互动过程。现阶段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市场功能，增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市场机制对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的激励和“倒逼”效应。不从完善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到位。
当前，最迫切的，一是要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偏低，造成对资源要素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很难扭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是要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距今已经13年了，现在可以说到了一个需要战略性调整的时候。改革的重点，包括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更好地履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困难地区履行公共服务的能力；推进税制改革，加快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革资源、环境方面的税收制度，提高资源税率、开征环境税；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等等。
三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市场配置资源功能逐步增强，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应有相应的调整和明确界定。近些年，是政府增收最快的时期，也应该是社会民生改善最快的时候。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在经济建设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明显不足。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从“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退出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上。（王一鸣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