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天安门广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那样简单。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集会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象，有一种甚至设计拆去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在此位置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值得注意的是，七个方案无一例外，全都将国家大剧院安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听说北京市想打通南池子延长线，罗瑞卿对一起理发的万里说:"拆我的楼，我有意见。"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向南一直与前三门大街连通，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出北京市的想法，罗瑞卿就“先发制人”笑着说:“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怎样去调和矛盾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被打通。而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就只能从公安部的西墙外开始划起了。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十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从选定大会堂设计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来就反复对建筑师们说:"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人民大会堂二层平面图。　制图:游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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