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的改革发展，必将建之于迅速上升的综合国力、渐入人心的科学发展理念、走向纵深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及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基础之上
走过高速成长的五年，中国发展再次站到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起点都包括哪些内容，其对于我们今后发展意味着什么，无疑对更好地把握未来至关重要。
就此，《瞭望》新闻周刊深入采访了长期从事改革发展研究的常修泽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四点共识。
起点之一：五年翻番的GDP总量
五年来翻了一番的GDP总量，使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一起点，既为我们提供了转型期丰富的调控经验与教训，又为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难题提供了物质基础，增强了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冷静判断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点。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11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标志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数字将超过23万亿元。五年间翻一番的GDP总量，既建之于上一届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又与新一届政府五年来“颇有心得”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事实上，能将一根高速增长的曲线连续四年稳定在10%左右，在中国29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中亦属罕见。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我们拥有了驾驭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经验，积累了远远难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转型期调控心得，比如“适时适度”，比如“有保有压”，比如市场、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的灵活运用等等；与此同时，如何在流动性过剩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需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中国发展的抗风险能力极大增强，并在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问题时，有了远胜于昔的物质基础：比如为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提供的改制资金支撑；每年多达500亿元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建设；以及2007年已覆盖全国80%县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等；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新的物质平台上平衡百姓更多的期待，如何平衡增长波动与福利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以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过高需求，也成为当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而由经济总量变动引发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动，更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起点之二：初步构建的和谐框架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四年的实践探索，不仅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渐入人心，同时也成为未来诸多改革的出发点和约束条件；而四年的改革实践，迄今已初步搭建起涉及农村医疗、贫困生教育、低收入者住房等多重基本保障体系。
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发展开始进入不只追求“速度与数量”，同时更加注重“协调性与质量”的阶段。改革领域也从经济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领域拓展。这既是中国29年市场化取向改革至今的自然延伸，也是对十六大“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继承和发扬。
践行四年，无论是经济自身的质量与协调性、还是经济与外部的协调性，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宏观经济连续四年保持10%左右的稳定增长、企业微观效益连年大幅回升；而连续四个“一号文件”发出的强烈“惠农”信号、“新农合”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推进、贫困生救助体系、保障性住房的高调登场等，则充分地展示了全新发展理念的现实生命力。
也正因此，颇具影响的西班牙双月刊《对外政策》在列数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优劣势时，并不讳言以下两点，即“健康的宏观经济指数和日益细致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保持合理的宏观经济增速；而社会指标的迅速改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威望。”
毋庸讳言，刚刚“破题起步”的科学发展观实践探索，也将面临下一步发展的诸多挑战。
首先是经济自身的协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经济增长还存在过多依赖投资，过多依赖出口等特点；而过度投资与出口的背后，则是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创新匮乏问题；粗放的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日益尖锐的矛盾，很可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巨大约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到体制机制和政绩评价体系层面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科学发展观绕不开的实践路径。
其次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三年来出台了大量富有针对性的社会发展举措，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一拖再拖，区域、行业、城乡三大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节能减排的环境掣肘，以及必须与增加投入配套进行的体制变革一再延迟，都成为下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
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新起点上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如何协调“增长的好与快”、如何让“民生”获得真正的体制机制解决保障，而非廉价的喝彩与不可持续的拍脑袋决策等诸多难题。
此前的发展实践一再提醒我们，要让发展温暖人心，改革不仅不能回头，还必须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走出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更深广的领域拓展。
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家手机专卖店，售货小姐展示中国的海尔手机（2005年9月20日摄）。小至搪瓷盆、鞋油和服装，大至电视、卡车，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已经融入非洲人的生活。
新华社发
起点之三：走向纵深的改革开放
深度市场化改革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起点。
所谓深度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者常修泽看来包含两方面情况：一是市场化改革从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推进；二是所有制改革从竞争性领域向垄断性行业延伸。
以要素市场改革为例，其最突出的莫过于资本市场的日新月异。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罕见的牛市：截止到今年9月27日，我国沪深两市个人开户数已突破1.25亿；9月21日两市总市值超过24.5万亿元，超过年GDP总量；上证综指更是从年初的2700点，一跃而至9月底的5552点。
股票市场之外，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及国有银行改革为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五年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根据宏观数据波动确立的利率微调机制；以“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为原则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及通过海外上市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改革思路等，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国内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至于劳动力、人才、科技、房地产等其他要素市场，五年来也在可能的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推进。
而垄断性行业改革，尽管力度和成效不像要素市场那样突出，但在领域和深度上也有所拓展，常修泽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企分离的邮政体制改革、涉及资源的国有林权改革、油气市场的适度放开，以及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行业不同程度的改革推进。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上述被作为成绩的改革启动，同时也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难点所系。其原因在于，29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之后，已使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浅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已被去除；而剩下的改革，要么受限于总体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比如对市场化程度要求较高的科技市场和人才市场）；要么面临中国的特殊国情（比如土地市场）；要么则需要相关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及社会领域改革配套进行（比如垄断行业改革）。
也就是说，上述改革，目前不少还停留在“破题”后如何进一步推进的层面，因而对其暴露的问题，我们必须有冷静客观的认识：问题暴露了，总比隐蔽于公众视野之外更有利于革除积弊。而面对日益暴露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明乎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弊端产生的体制根部掘进，同时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注意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改革，防止出现改革决策被利益集团主导的局面。
由此，与上述改革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成为下一步中央的关切所在。而事实上，我国上述领域的改革实际上已“润物无声”般走上前台，这既是市场化改革深度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开放对执政能力素质的倒逼，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五年来的对外开放成绩，用常修泽的话说是“值得浓墨重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2002～2007的五年，恰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中国的开放进程，被以“承诺时间表”形式纳入全球开放进程，中国的市场化之路已“开弓没有回头箭”。
也正因此，开放的意义，当然不局限于年均30%左右的出口增长，累计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资引进，以及超过1.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改革形成的倒逼机制。事实上，旧体制具有巨大的体制惯性与惰性，而开放倒逼改革，用常修泽的话说是，“与其说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促进，不如说是对旧有制度体系的挑战”。事实上，五年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金融改革，便是开放倒逼改革的经典例证，相应的还有国企产权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
因此，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应成为这五年及今后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这方面五年来有争论，但更根本的解决之道不是对外资关门，而是要眼睛向内苦练内功，以更好的引资策略和手段，吸引对中国发展有益的资金、技术与人才。
起点之四：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
29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必然带来既有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而随着全面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及既有分配体系中尚未革除的体制积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国家发改委近期有关调研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收入差距9.2倍，如果城乡合计，这个数字有可能多至21倍；此外，用以衡量一国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
而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又使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加之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同一现实时空”，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日益复杂多元。
多元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首先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必然，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旧有体制下单一体系的丰富，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供需格局。
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间，其利益诉求也必定多元，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劳资双方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在复杂情况下处理摩擦、矛盾乃至冲突。而这一切，对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全，政府体制又尚未实现成功转型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
与此同时，日益多元的利益格局，加上“坐四望三”的经济总量，也使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
“中国是个威胁，中国是个顾客，中国也是个机会。你要成功，就必须把中国变成你的一部分，你绝不能忽视中国”——以一本《世界是平的》风行全球的美国趋势大师托马斯佛里德曼，在其书中曾这样转述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有关中国的一段评述；而托马斯自己，则在前不久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与美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极为相近的观点：“在高度变动的后冷战时代，很多棘手的事情都需要中国扮演积极参与者而非搭便车的角色，中国应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国，应负起与美国一道稳定世界的责任”——观点不无偏颇，却在今天的西方颇具代表性。
而如何在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四的起点上，正确判断和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创造性地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为关键。
新挑战期待“解决智慧”
新起点，必然存在新的矛盾与挑战。常修泽教授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目前中国发展运行轨迹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政府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三是资源环境约束与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虽不始自今天，却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总量的扩大，以及人民需求的升级，而变得前所未有地直接与尖锐。
也因之，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新起点上，“发展仍是硬道理”，是解决诸多问题的物质前提。
在前不久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毕业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财富》杂志编辑钱德勒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本科生时，大家都想学日语。毕业15年后我回到学校，发现好多日语老师都失业了，日语班只剩下30个人；但是汉语班却有120个人，门外还有200多人在排队——不管你承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有这样软实力的中国，面对新起点上的新问题，无疑有更多的“解决智慧”。（文/《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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