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杨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杨尚昆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88年春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邓小平称作“革命元老”的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国家主席。正如国画大师刘海粟在杨尚昆80寿辰时做的一幅松柏图所题，“云水襟怀，松柏气节”，正是杨尚昆一生的真实写照。今年是杨尚昆诞生100周年，本刊特设专栏，以示怀念。
——编者按
“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从1940年底由太行根据地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撤退，杨尚昆在延安工作、生活了六七年，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出色地贯彻了“言传出去，争取过来”的交际方针。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日益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舆论激昂，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相对应，革命圣地延安，则成了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这一工作，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
杨尚昆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重庆当局的用意。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
杨尚昆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传达室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
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来，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抗日情况的通报。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会见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外国记者还去晋绥根据地进行了参观采访。
中外记者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他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连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意的夏汉南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为了这次访问和报道的成功，杨尚昆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就在7月22日飞抵延安。由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合作的问题，并决定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是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同美方的合作，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杨尚昆兼任外事组组长，对外的身份是军委秘书长。
美军观察组到来前，杨尚昆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诚地正面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但要量力而行，不要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我们要掌握好分寸，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要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外事组给予了美国友军许多帮助和支持。比如，帮助他们架设电台，使观察组在来到延安的第一天上午就与重庆的美军中缅印战区总部建立电讯联系；叶剑英经常向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和友军的现状以及在华日军的动态；外事组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给观察组做报告；组织观察组的部分人员到其他根据地考察。
在外事组的帮助下，20余名被我解放区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返回美国。双方还经常组织开展一些联谊活动。美军观察组放映新影片，总是请外事组及中共领导人一起观看；外事组也招待观察组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美国军人喜欢打猎，在冬季，杨尚昆还陪同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到延安周围打猎。
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观察组有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重庆之间，主要是为美军观察组运送供应品。这对我方也是一个很大的便利，一些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可托观察组带到延安；我方的一些人员也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
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由于外事组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军观察组成为了中共同美国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中国上空就笼罩着内战的阴云。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与此同时，决定马上派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返回前线，以策应谈判。当时，由于召开党的七大，各解放区的主要将领都在延安，来不及返回驻地。因此，要使我军迅速地完成由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扩大解放区、痛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目标，就必须以最快捷的方式将在延安的高级将领送回前线。可是，中共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从地面走，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一个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地区了，况且，途中还要经过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个大问题。
面对这一急需解决的难题，一向以谨慎、稳重著称的杨尚昆却提出一个极为大胆的建议：借助美军观察团的飞机，把我军将领送往前线。
关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述道：“特别是日本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美军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小，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不久，在杨尚昆的安排下，中共又进行了两次特殊的空运行动：一次是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等高级将领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另一次是把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一批党政要员从延安送往东北。这两次行动都用的是美军观察组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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