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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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两个月前，“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合同法》通过审议；再早些，去年年中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使呼吁多年的义务教育真正回归其本位。 

    而根据立法规划，《社会保险法》草案将在今年年底提交审议，《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促进法》等社会保障法也已具备雏形……种种迹象表明，关怀弱势群体、破解民生问题的立法，正呈现提速之势。

    劳动法制、社会保障法制等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并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通常被称为“社会立法”，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弱势阶层的生存及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此前多年，经济立法成为中国立法的“主旋律”，但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中国的立法指向发生了重大转型，“社会立法”开始加速推进。

    实际上，这样的立法转型有其客观必然性，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往往会出现经济垄断、劳资冲突、两极分化等诸多社会矛盾，许多国民的价值观会出现摇摆。

    随着问题的日益突出，立法者和执法者开始回应民众的呼声，推进社会转型，推出了诸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社会保障、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等社会立法。这样做，不仅维持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更推进了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保持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遭遇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暴露了一些社会矛盾。人们对法律的跟进也有了诸多期待。

    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也让人心情焦虑。“老了以后谁来养？得了重病怎么办？失业了何去何从……”当这样的疑问萦绕于越来越多的国民心头，我们的社会如何让国民有安全感？我们的国家又如何让人民对明天的生活充满信心？面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艰难的生存，我们国家不能停留在“慈善的侏儒”阶段。那么，出台诸如《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就是要改变这样的不平等：不能因为出生不同的乡村或城市，一国公民就要分出不同的生活境遇，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人生细节遭遇某些“制度化的歧视”。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普惠全体国民的“红利期”后，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利益分割、矛盾凸现的考验期。以社会公正、民生保障为主旨的“后改革时代”，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全面崛起的社会立法不仅承担着解决民生问题、破解社会矛盾的现实任务，也应当重构进步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

    无疑，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加快社会立法的步伐，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立法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专家提出，今后应该推进包括《社会法典》、《促进就业法》、《平等就业保障法》、《劳工权利保护法》、《住房法》、《医疗保健法》、《福利保障法》、《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立法，改变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失衡的状态。无疑，在社会立法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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