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畅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政府权力运行规范化的起点；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六原则：公共表达机制是从民众出发，而非从政府出发；公共表达机制是多层面的；公共表达机制不是异口同声，而是“和而不同”；公共表达机制要求尊重民众的自由表达权；公共表达机制是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能否建立公共表达机制取决于开明政府。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作用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将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多数人的意愿所达成的共识，通常称之为“公意”，即公共利益。“公意”，是好的公共政策的前提。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对于构建现代政府、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政治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政府权力运行规范化的起点。现代社会，约束政府的行为是第一位的，而法治、公民社会和民主是约束政府行为的三种方式。公民社会要求通过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使政府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政府权力必须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基础，以关注社会需求和民意诉求为起点。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以充分了解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并在意见综合和决策中加以协调，形成公共政策。从公共经济学上说，无论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是公共政策的执行，都少不了协商机制。没有协调就无法达成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也就无法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安排。如果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政府在权力运行中就难以对有关利益主体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那么，即使政府在主观上希望对各种要求进行协调，希望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取向，但在实际中做出的决策的利益取向也完全可能发生偏差。日本学者指出：每经过一个层次，信息失真率约为１０％－１５％；上级向直接下属所传递的信息平均只有２０％－２５％被正确理解；下属向直接上级反映的信息被正确理解的比例不超过１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只有２０％－２５％的来自领导层的信息被下级知道并正确理解，从下到上反馈的信息的沟通率不超过１０％。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它要求建立四大利益关系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利益表达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但法定权利只有经过具体实施才能变成事实权利。从本质上说，意见表达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法定形式，使公众“进入”政府决策过程，使公民从被管理的对象变成制约政府权力的参与性力量，从而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利。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因此，一个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必须安排一定的利益表达渠道并以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为基本前提。在制度安排上，政府尤其注意倾听那些利益表达渠道较少、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和地区，如工薪阶层、农民、下岗职工、中小民营企业、西部和东北地区。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七大缺失

　　官员重视“下向表达”。长期以来，政府重视“下向表达”，这种表达是命令式的，往往不被民众真正理解和接受，民众的个性主义受到排挤，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你雇佣的不是人的手，而是全部的人。”这就需要“横向表达”——平行交流，平行交流的沟通率可达到９０％以上。网络时代，大量信息“自由传播”，更需重视“上向表达”，即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这样，双方更易达成一致。因为，当民众和政府都从对方角度看待同一问题时，这本身就是良性沟通。

    地方政府习惯“替民做主”。政府的天职本应以公共利益为己任，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甚至违背公共利益，导致效率低下、官僚作风、本位主义、暗箱操作。譬如，有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约占整个房地产价格的５０％－８０％，因而对房地产市场上价格的持续“高温”或推波助澜，或听之任之，或对中央加强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阳奉阴违、敷衍应付，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中的“条条”、“块块”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利益主体，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还如，在“征地”时，农民无权选择“不被征用”；在“入股”时，工人无权选择“不入股”。这种“替民做主”的做法反映了公共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代表公共利益，只代表既得利益和小团体利益。

    垄断集团霸占社会话语权。行政垄断企业不仅垄断资源，而且霸占社会话语权。２００２年底中国电信突然调高海外接入价格，然后迫于压力又调低价格，就是没有程序约束的表现，任意权太大。电信公司总是强调电信价格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放开。其实，电信公司与国家安全无关，真正保障通讯安全的是国家基础网络，所谓的电信公司不过是代理商而已。中国移动不断用套餐“忽悠”消费者，百姓“雾里看花”，这种行径是明显的价格歧视。按道理讲，固定电话可采取国际通行的包月制，因为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中国网通公司设计的价格体系不仅包含月租费，而且计时收费，这很不合理。还有，异地接听移动电话，消费者要缴纳两笔费用——长话费和漫游费，这属于重复收费，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如果公共利益表达机制通畅，上述的不合理行为就能得到有效制止。

　　舆论监督不够。从经济学上说，当大众传媒机制不畅的情况下，就产生了负的外部性，比如大家都很反感的纸馅包子新闻。公正的大众传播，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公平，是全社会的福音，尤其是舆论监督大大促进了社会进步，产生了经济学意义的正的外部性。

    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不够强。现行人大代表选举程序中，基层人大代表的提名往往由相关领导部门提名然后再选举，这些选出来的代表有的并没有充分地为选民去谋公共利益。目前，人大代表一般是代表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相对较多，而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很少。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很少，民工、下岗职工几乎没有。

    民间自治组织不发达。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自利的个人在行动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集体行动的困境”。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的：“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强大的民间自治组织就成了民众表达话语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我国，由于民间自治组织不发达，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缺乏有效的自治组织途径，话语表达空间狭小。比如，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没有真正代表失业者利益的全国性组织，致使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呈现弱势。

    学者失声。由于弱势群体不能给某些学者带来好处，因此，某些学者缺乏动力去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奔走呼号，因为他们不想因此而得罪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某种好处的强势群体。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会越来越多地诉诸过激的方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１９９４年的１万多起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４０００多起，增加了６倍多；参与人数从１９９４年的７３万人次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３７６万人次，增加了４倍多。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六原则

    这里，笔者提出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六个原则：

    第一原则：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从民众出发，而非从政府出发。如前所述，“下向表达”，往往不被民众真正理解和接受；“横向表达”、“上向表达”，更易达成一致。

    第二原则：公共利益表达机制是多层面的。要点有二：不但让每个公民能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而且让社会性组织能通畅地表达自己组织的利益；不但有公民参与的制度，而且有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的制度。

　　第三原则：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不能异口同声，而是“和而不同”。特别容纳“异质性”，能听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话语，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听到不同人对不同主题有不同意见，不同视角的探讨才能产生真理，能够使人们消除狭隘的认识，形成更加全面的观点。

　　第四原则：公共利益表达机制要求尊重民众的自由表达权。表达的形式比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

　　第五原则：公共利益表达机制为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不同意见的表达，需有包容性较强的制度保障，使之不因领导者个人好恶而变化。而且，制度设计是开放式的，应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第六原则：能否建立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取决于开明政府。其表现是，政府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民众的建议、意见甚至批评，并能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以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温家宝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贾品荣)

    警惕社会团体成为食利集团

    ■中国社会团体衙门作风盛行，官气十足。理应用社会管理的方法进行管理，可是，这些社团却行政至上，官本位盛行，用衙门的方式对企业吆五喝六，窒息了服务精神。为此，必须回归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质，先撤衙门，去掉级别，清除其腐气。

    ■一些社会团体变了性质，本来是非盈利组织，却成了盈利组织；本来是讲社会责任的机构，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是社会公器，却变成为少数人、个别企业服务的工具。协会熙熙，皆为利来；商会攘攘，皆为利往。>>>点击详细

　　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四大不公" 破除成改革难题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点击详细

    政治体制改革:地方保护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克星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意义：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新动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冲破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政企彻底分开；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建设有效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中国企业以一流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参与全球竞争。 >>>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