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牙防组事件中，卫生部的“角色”有些复杂。 CFP供图

    它因收费认证而名誉扫地，财务上的混乱令人吃惊；另一方面，它倡导设置了每年9月20日的全国爱牙日，组织了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它被媒体称之为“怪胎”，似官非官的身份让它在政府资源和商业利益面前左右逢源；而卫生系统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必要的产物”，“不吃皇粮”也能办事。

    它是牙防组，生于1988年12月12日，死于2007年4月30日。18年间，它交替展现着自己的两面，直至走到尽头。

    18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设立它的时候，谁能想到它会搞认证呢？”一名卫生部高级别官员反问。

    另一种声音

    6月13日，卫生部召开牙防工作研讨会，参会的包括已退隐多年的牙防组元老在内的牙病预防专家。

    会上，白发苍苍的老专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农村调查的情形———“一家人就一把牙刷”、“问他刷牙吗？他说刷，问他什么时候刷，他说以前参军时刷过，过年时刷，处对象时刷”……

    宣传天天刷牙，一度是全国牙防组专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天三次的是吃饭，于是民以食为天。一天两次的，就要算是刷牙了，您想想，如果哪一个机构跟哪一个人，跟每人一天两次的事沾上边，如果还想谋求一点利益，这生意不小吧。”央视的一期《新闻周刊》中，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解释为何人们紧盯牙防组事件。

    牙防组的元老们坚持认为，比起牙防组做过的很多事情，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

    6月11日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牙防组的“罪状”被确定为违规收取认证收入，负责人违规领取补贴、财务管理混乱。

    与媒体和公众痛批的声音不同，6月13日的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说：“牙防组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为牙防组“喊冤”，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声音。

    “它(牙防组)应该体面地退出。”年近70岁的牙防专家王鸿颖失望地说。

    使命下的牙防组

    王鸿颖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临床大夫，为患者特别是儿童补牙是她主要的工作，大量的患者让她疲于奔命，“真是有填不完的牙窟窿补不完的洞”。

    王鸿颖曾到美国深造，在那里她看到“97%儿童无龋齿”。因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开始在水源处加氟，以保护公众牙齿。

    美国见闻更坚定了她做牙病预防工作的决心，因为“牙病是可以预防的，我们国家人多、贫困，牙医又少，牙防才是惟一的出路。”

    牙防界公认的说法是，从1978年起，就有专家呼吁卫生部成立专门的口腔保健部门，以统管牙防工作。

    现年70岁的口腔预防专家牛东平回忆说，第一次全国性的牙防现场会，还是一次意外促成的。

    1985年初，牛东平将自己在山西运城进行牙病调查的报告交到了卫生部，吁请重视牙防工作。后来他被卫生部崔月犁部长约见，崔部长在见过他之后决定召开全国牙病防治现场会。

    牛东平说，后来他才知道，卫生部为什么突然对牙防重视起来———之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时，曾问到当时中国的牙病防治状况如何。问题被转到卫生部部长时，也没能得到详细回答。

    1985年召开的全国牙病防治现场会，成为建国以来牙防界的第一次大会。这次现场会后，成立口腔处的呼声仍然不断，而编制的限制使得这一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1988年，在时任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的建议下，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增加行政机构、不吃皇粮”的全国牙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为牙防组提供了办公室。

    牙防组的成立被认为“是我国口腔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口腔预防事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在北大口腔医学院老院长张震康的印象中，牙防组做的最大的事情，一是倡导成立了每年9月20日的爱牙日，二是组织了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对于1989年首个爱牙日，张震康说，当时几乎所有口腔医生“上街的上街，上学校的上学校，上报纸的上报纸”。

    这些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至今在互联网上也能查到。而更让专家们看重的是，公众很少会了解的是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在此之前，口腔健康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十大健康标准之一，但我国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数据。

    我国目前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其中一次是1983年，但这次流调只针对中小学生。此后，1995年和2004年，针对更广泛年龄层的流调得以进行，这两次流调的组织者都是牙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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